杀穿港综：从见习督察到警队一哥 第790节

　　咱们的人走在街上，连大声说话都好像矮人一头。

　　他妈的，见鬼了！”

　　太子闷头抽烟，半晌才道：“

　　我那边几个看场的小头目，早上都打电话来问，问要不要把所有的‘货’都撤了，把家伙全部收起来。”

　　十三妹冷笑：

　　“撤？收？我看直接关张算了！

　　陈正东三天能扫平五星帮，你以为他查不到我们的场子？

　　他现在是没动，不代表他不知道！

　　说不定早就摸清楚了，就等着谁冒头，杀鸡儆猴！”

　　陈耀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显得格外疲惫：

　　“蒋先生，舆论已经完全倒向警方。

　　这个时候，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

　　昨天邓伯那边也传了消息，和联胜全面转入‘冬眠’。

　　其他几个字头，也都安静得很。”

　　蒋天生一直沉默地听着，手中的雪茄燃了很长一截灰烬。

　　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

　　“阿耀，把昨晚的命令，再给我确认一遍：

　　所有偏门生意，能停的停，不能停的，规模压到最小，只做最稳的熟客。

　　保护费，全部暂停。

　　告诉所有堂主、所有红棍、所有草鞋，管好自己的人，不要轻举妄动。

　　一切等陈正东离开香港后，探明X组余下人员还有多少能耐后，我们洪兴再决定，改不改变车略。

　　这段时间内，谁惹事，谁就是洪兴的罪人，家法不留情。”

　　陈耀点点头。

　　蒋天生目光扫过众人，又道：

　　“吃饭很重要，但活着才能吃饭。

　　光叔、邓家勇的下场，你们都看到了。

　　不想进去陪他们，就先给我把尾巴夹紧了。”

　　众人默然点头，再无异议。

　　他们都知道，陈正东的厉害与可怕！

　　谁也不想找死，往枪口上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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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联胜茶馆，上午茶时间。

　　邓伯慢慢品着今春的新茶，但眉头紧锁。

　　阿乐和大D坐在下手，还有几位元老，面前的点心，他们一动未动。

　　“邓伯，几个堂主都在问，这‘冬眠’要到什么时候？”阿乐小心地问。

　　“到什么时候？”

　　邓伯放下茶杯道：

　　“到陈正东离开香港，或者没有了陈正东的X组无能，又或者到陈正东不再盯着我们的时候。也可能……永远都这样。”

　　大D忍不住道：“永远？那兄弟们怎么活？”

　　“转行，或者饿着。”

　　邓伯声音冷淡道：

　　“总比进去强。

　　大D，你以为陈正东破完码头案就完了？

　　我收到风，光叔在医院撂了，扯出不少人，包括警队里面的……他现在是处长眼里的红人，

　　手里握着大案，又有国际任务，风头正劲。这个时候去触霉头，是嫌命长吗？”

　　他叹了口气，看着两个后辈和元老们道：

　　“江湖路，不是只有往前冲。

　　有时候，退一步，缩起来，才能活得久。

　　等吧，等陈正东去了英国，等这阵风过去。

　　在这之前，活着，就是赢。”

　　阿乐和大D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那个年轻的警察，甚至不需要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已经让整个江湖风声鹤唳。

　　元老们也是沉默不说话了。

　　其他大小社团、字头、帮会，这个上午也弥漫着类似的压抑气氛。

　　原本一些还在观望、心存侥幸的角头老大，看到今天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赞誉，最后一点幻想也破灭了。

　　收缩，蛰伏，等待——成了整个地下世界不约而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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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小时前，伦敦的天空依旧阴郁，细密的冷雨敲打着苏格兰场总部大楼的玻璃幕墙，发出单调而令人烦闷的声响。

　　然而，比天气更令人感到窒息的，是弥漫在警察厅高层会议室内那股几乎要凝成实质的压抑与愤怒！

　　还是那间橡木长桌的顶层战略会议室，气氛比两天前讨论惨败时更加诡异。

　　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失控的咆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即将爆裂前的死寂。

　　长桌中央，不再是伤亡报告或行动图表，而是新一摞还散发着油墨气息的伦敦各大报纸。

　　警察总监约翰·史蒂文斯爵士坐在主位，双手交叉置于下颌，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他没有看那些报纸，而是目光低垂，盯着光洁桌面上倒映出的、自己模糊而阴沉的面容。

　　但他的太阳穴在微微跳动，显示出其内心绝非表面这般平静。

　　助理警察总监阿利斯泰尔·彭宁顿、重案负责人马丁·霍克总警司、反恐及重大罪案调查组（SO13）的凯瑟琳·肖警司，以及其他几位核心部门的首脑，分坐两侧。

　　每个人面前都摊开着一两份不同的报纸，他们的脸色都异常难看，有人面沉如水，有人牙关紧咬，有人眼中喷薄着几乎无法抑制的怒火。

　　《每日邮报》的头版标题用加粗的黑色字体咆哮着：

　　“东方救世主？苏格兰场耻辱性地向香港小警察求助！”

　　副标题更是尖锐：

　　“纳税人的钱养活的究竟是守护者，还是一群需要前殖民地同僚擦屁股的懦夫？”

　　《太阳报》一如既往地采用耸人听闻的路线，通版大照片居然是一张陈正东在“渡鸦”案结束后，接受金质英勇十字勋章时的官方档案照片，旁边配以巨大的红色标题：

　　“就是他？伦敦的希望？”

　　文章内容极尽嘲讽之能事，将陈正东描述为一个“运气好到爆棚”、“在女王庇护的殖民地小打小闹”的警察，并声称苏格兰场此举无异于“病急乱投医”，

　　“将伦敦市民的安全寄托于一个对西方复杂犯罪一无所知的东方人身上，是彻头彻尾的渎职和绝望的表现”。

　　《卫报》的评论版则摆出一副“理性分析”的姿态，但字里行间同样充满了居高临下的质疑：

　　“香港警队的确在应对有组织犯罪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法律体系、社会背景与伦敦截然不同。

　　陈正东警司的个人能力或许突出，但将其置于伦敦当前如此复杂、跨国因素可能交织的危机中，是否过于理想化？

　　苏格兰场管理层是否因为近期的连续挫折，而失去了冷静判断的能力，试图寻找一个虚幻的‘外部解决方案’来转移公众视线和内部压力？”

　　《泰晤士报》相对克制，但其报道中也引用了“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的话，表达了对“依赖外部力量可能损害英国警方国际形象”的担忧，

　　并暗示内政部对此事“高度关注”，要求苏格兰场“审慎评估合作细节及可能引发的舆论后果”。

　　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在明里暗里传达着几个核心信息：

　　一、苏格兰场无能到了需要向曾经的殖民地求援的地步，这是国家警界的奇耻大辱；

　　二、来自香港的陈正东，无论被吹嘘得多么厉害，在真正的国际大都会伦敦面前，其能力和经验都值得怀疑，根本不可能扭转乾坤；

　　三、苏格兰场此举很可能是绝望之下推卸责任的公关手段，陈正东和他的团队来了也是白来，甚至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

　　“砰！”终究还是有人忍不住了。

　　一位脾气火爆的行动指挥官，猛地将手中的《太阳报》摔在桌上，报纸滑出去老远。

　　“无耻！彻头彻尾的无耻！

　　这帮坐在温暖办公室里的蛀虫，他们知道东区的仓库里子弹横飞是什么样子吗？

　　他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怪物吗？

　　现在倒好，我们自己还没开始质疑请援的决定，他们倒先替我们‘感到耻辱’了！

　　还‘香港小警察’？他们了解陈正东在‘渡鸦’案里做了什么吗？！”

　　“他们不需要了解，约翰。”另一位资深警官苦笑了一下，揉着胀痛的眉心道：

　　“他们只需要销量，只需要吸引眼球，只需要迎合一部分人内心那种……可悲的、过时的帝国优越感。

　　承认我们需要帮助，尤其是来自东方的帮助，刺痛了他们那脆弱的自尊。”

　　“更重要的是，”

　　凯瑟琳·肖清冷的声音响起，她手中拿着的是一份《金融时报》，上面有篇分析文章甚至在讨论此事对“全球警务力量认知排名”的潜在影响：

　　“这些报道在刻意引导一种舆论：

　　将陈正东警官和他的团队塑造成一个‘象征’——象征着我们苏格兰场的失败和无能。

　　无论他们到来后实际表现如何，媒体和一部分公众已经预先戴上了有色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