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49节

　　主席反思道：“城镇化率、城镇消费水平的提升，其与工业发展水平、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成正比关系，过去啊，就是太急了，急于提高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而没有看到这背后的发展因素和分配体系这两个关键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国家的城镇化率约10%，超过九成以上的人口都在农村，因而国家急啊，城市规模不扩大，怎么提振消费水平嘛，所以在一个时期内，看待问题确实是存在不足的，认为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就得赶紧把城镇化率提高上来。

　　结果就是，1949至1957年，八年之内，全国城镇化率从10.64%，提高到15.4%，平均年增长为率0.6%，而1958年，一年之内就提高到了16.25%，增长率为0.85%；到了1960年，更是达到19.7%，三年平均年增长为1.3%。

　　这是什么概念呢，以1960年来计算，当年全国人口总数为6.6亿，即一年之中就有约八百万人进城，看着好像不多，可要知道当时国家实行的是全面国有化，这些进城之人都是要安排工作，且需要商品粮供给的。

　　大量人口进城，造成了粮食供给和住房双紧张，于是全国开始大规模建设分配房，而这些建设依旧由国家财政支付，变成了单位福利，所谓的全民公有利，变成了工人阶级的单向福利，而这个福利，是由全国人民来共同承担的，形成了典型的分配不公局面。

　　城乡二元化，也在这种体制下，越拉越大，农民越来越穷，工人虽也没好到哪里去，但起码有商品粮吃，有免费的筒子楼分，农村穷得一塌糊涂，而城市里的筒子楼则越建越多。

　　显然，包括主席再内的书记们，都已经意识到这种搞法是不行的，就拿五千万国有工人来说，扣掉彼此成为双职工家庭的，大约需要四千万套房子，而到了八十年代更夸张，国有工人总数达到八千万，扣除此前已建的，起码还需要三千万套房，也即全国至少需建七千万套房子。

　　这么多的房子，全都是国家财政支出的，如此巨大的分配不公，就这样堂尔皇之的发生了，而这一时期，却没有一人，敢于站出来喊一声‘分配不公’，或得说既得利益阶级，他们把这一切都看成了天然如此，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实则流于了形式。

　　总理说道：“目前，全国国有工人总数已达到1400万，到今年底大约会突破1600万，按这个速度增加下去，保计估计到1960年，国有工人总数会达到2500万，这个数字比历史同期会少600万左右。”

　　主席说道：“三千万就是一个红线，不再继续增加了，否则会对全国经济产生反面作用。”

　　主席的观点并不是乱说的，因为这可不是单纯的增加人数的问题，而是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国有工厂产生的利润是属于全民的，那么国有工人越多，就意味着支出越多，占用的全民利润也就越多，相对的分给全民的就越少，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总理说道：“如果要稳住三千万的红线，那么就只能开放个体和私营经济，但我国现有体制的限制又无法做到。可若按现在的这个方式发展，到1962年左右，国有工人总数可能会达到3000万，甚至更多，到时分配体制就会出现更大的不公。”

　　主席抽着烟，蹙进了眉头，说道：“国有、集体、个体/私营，三方要协调发展。全国现有的项目，基本都是国有的，个体/私营经济现下虽有限制，但发展仍在，全面开放也不合适，因而综合考虑，发展集体经济是一个举措。”

　　“主席的意思是，把重点放在农村地区？”

　　主席点头道：“加速城镇化率的方案不可取，并不能彻底解决城市工商业品的销售瓶颈问题，而要扩大销售市场规模，目光就不能只盯着城市，更要考虑到全国占比最大的农村地区，可农村又很贫穷，国有利润也不能直接发给农民，那怎么办？”

　　主席弹了弹烟灰，说道：“唯有发展农村，这一条正确道路，而要让农民能得到最直接的利润分配，改变城乡不合理分配，那么优先发展集体合作社经济就是一条较为恰当的方式。”

　　主席接着说道：“集体经济所产生的利润，直接分配到农民头上，而农村地区再发展个体经济，这样农民就有了多元的收益，等到农民都有了一些钱，国家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企业，也就有了更大的市场，同时集体企业又互补了国有企业发展不足的行业，可谓一举两得。”

　　总理认真想了想，随即说道：“主席，我看这个事情，宜早不宜迟，要在全国范围内，鼓励集体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先把集体养殖、集体经济作物种植这两项优先开展起来，等几年后，农村地区的百业，也会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而兴旺起来。”

　　主席说道：“国务院研究一下，出台一个支持政策，可以从今年开始，每年拔付一笔专项资金，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总理略作思考，点头道：“今年可以先拔20亿，往后每年追加，明年把这个专项资金纳入国家计划，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投入调整，争取用十年时间，在农村地区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五小工业’产业体系。”

　　主席说道：“该支持的支持，但也要让这些集体企业具备一定的市场应对能力，不能为了支持而支持，最终演变成和过去一年，变成了国家和集体的一个负担。”

　　总理说道：“可以划一个时间线，比如就用十年来进行支持，十年之后，集体企业都要自己去发展，国家的扶持也将转向重点集体企业，至于那些发展不好的，无法产出利润分配进行集体分配的，该到闭就到闭。”

　　“要得。”主席说道：“凡事都要有个底线，过去国有企业，就是靠国家养着，结果越养越废，这样的事不能再重复发生。就拿现有的‘厂长负责制’来说，这也是一个时期不得不实行的措施，我看一五计划完成后，就可以着手调整，甚至是直接改革。”

　　新中国采用苏联模式，建立起了国有企业的‘厂长负责制’，但实际上是‘厂党委负责制’，企业中厂党委说了算，拥有最终决策权，这套模式，甚至连解放军中的政委体制都不如，起码军队之中，分工是明确的。

　　指挥员负责打仗及军队训练、管理等一应事务，指挥员拥有相对高度的指挥自由，而政委在军队系统参与决策，但是却不能决定具体如何作战，可是到了企业中，就完全变味了。

　　苏联模式下，厂党委变成了完全的领导者，厂长这个‘指挥打仗’的人，反而靠边站，变成了背锅侠，如此一来，政治形态高于指挥形态，一切都变成了满足政治要求，这种体制很快就陷入了教条主义。

　　而在中国，这种教条主义更甚，国有企业职工，每天上班前，要进行政治宣导和宣布，搞得连苏联人都受不了了，但却依旧在实行。这种情形的发生，固然有国家建立公有制政治意识形态的需求因素，而自身所发展出的教条主义，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知道厂党委集中制所带来的坏处，那么可以直接从开始直接全面推行正式的‘厂长责任制’，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只能说这种看法，只看到了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

　　对于一个新政权来说，政治体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一开始就直接放鸭子不管，那以新政权的思想，就难以深入各阶层，最终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就会走形，要么走向纯利润获取，要么走向官僚资本垄断或成为家族企业，这种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厂党委领导在一个时期内，有它的作用和价值，不能一味的否定。总而言之，任何事物的发展和演变都有一个过程，想一步直接到位并不现实，就像时下的美国，经过罗斯福的一通操作，美国国内照样有着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完成全面垄断，那是七八十年代才完成的。

　　当下，新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如何来减少分配不公，建立一个全新的，相对合理的分配体制，而这方面，依靠单纯的国企并不能实现，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国家没有办法将国有企业的利润，直接分配给全民。

　　国家也再不可能实行全面国有化，因为事实已经证明，那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1988年，全国国有工人八千多万，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人，总会发现村庄或熟人，谁谁家是国有工人，但他们多半处于停薪留职状态，不是他们不去上班，而是那时的许多国企已经混不下去了。

　　很多人以为是改开让国企倒闭，其实自从国企和地方企业成立以后，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问题，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虽说这本身也只是一种正常发生的经营状况，但到了七十年代，开始出现全面性的经营困境，这就不是单纯经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了。

　　根据《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78）》的揭示，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而这一切的发生点，就在1969至1970年，中央将国营下放至地方管理所导致的。

　　那么说否说，一直归于中央管理，就不出问题了呢？事实并不成立。中央之所以要下放管理权，实质上，就是因为中央管不动了，以为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换个方式就能有所改变，而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情况变得更糕了。

　　以前国企归中央管，国家财政还能直接负责，而到了地方以后，这些企业瞬间就变成了地方责任，可一个地方要管那么多，那么大的国企，可以想象压力有多大，而原有管理权移交之后，此前国企内部协作也断裂了，企业经营瞬间就陷入了困难。

　　为了稳定国企，保住经济，维持经济稳定，国家又不得不加大扶持力度，结果就是企业运行资金，依旧需要财政拔付，但企业原本还能创造的一些效益，又因为管理权移交所产生的问题，最终产生了更大、更多的问题。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国企经营困难加剧，国家财政也支撑不起了，旧有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之时，而随着国企改革的进行以及改开后国外技术和商品的进入，国企瞬间来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所以，一个事实就是，不是因为改开让国企纷纷倒闭，而是国内体制的巨大矛盾，积累到了临界点，体制教条、政企不分、人浮于事、缺乏创新、裙带关系等等等等，其所造成的困扰，非实行改革，非推倒重来无能解决。

　　如今，国家允许私营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发展，就是在尽力减少原有问题的发生，包括对国有企业行业和工人数量，做出一定的规定和底线限制，同样也是这个原因。

　　全面国有化完全可以做到，但是国有体制下，无法做到所有行业全面发展，因为很多细分行业、技术或者需求，只有在市场化机制下才会产生，才会形成规模效应，这不是高度计划所能实现的，因为在这种体制的制约下，甚至连需求都很难会出现。

第191章 事态发展

　　主席和总理正在凉亭里聊着农村事业发展的工作，而他们的秘书则坐在另一端回廊坐凳之上，此时一位通信秘书匆匆而来，将一份电报递给了何谦，签完回执之后，便立即向总理打起了招呼。

　　总理听到呼唤之声，便抬手朝他招了招，何谦快步上前电报递了过去，总理一看便笑了，主席见此便好奇的问道：“这是有什么喜事？”

　　总理抬手挥了挥，何谦离开，他将电报递给主席，笑道：“赫鲁晓夫正式批准，从中国撤回苏联的顾问和专家组成员‘休假’结束，将于明日起程，乘坐三架伊尔飞机回中国继续工作。”

　　主席双目一扫电报，随之哈哈一笑，他放下电报说道：“看来我们的对苏策略起了效果，赫鲁晓夫最终还是选择了退让。”

　　总理笑容收敛，说道：“赫鲁晓夫的那份《个人崇拜其及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和东欧造成了不小的动荡，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是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果，法国共产党上个月分裂了，现在的赫鲁晓夫急于稳定国内的局面，而中国的支持至关重要。”

　　“我听说波兰那边闹得很凶啊。”主席点起一颗烟抽了起来。

　　总理点了点头：“驻波兰大使馆传回的消息，自6月21日开始，始波兰国内就爆发了工人罢工事件，这几天罢工规模越来越大，国内大批民众呼吁苏军撤出波兰，国内实行民主改革，今天是28日，如果不出意外，波兰那边要出大事情了。”

　　“对我国是个好事啊。”主席抬起夹着烟的手指了指石桌上的电报，接着说道：“这是赫鲁晓夫要动手前，想借此机会把我国稳住，但苏联这些专家们能够回来，对我国确实非常重要，所以这个面子我们还是要给的。”

　　“主席有什么想法？”总理问。

　　主席略作思考说道：“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我国一直沉默以对，不支持也不反对，现在看来，我国可以做一个较适当的回应。”

　　总理立即从胸口取下钢笔，掏出记事本，他知道主席接下来要有指示了，但主席却是摆了摆手示意不必这么认真，而后说道：“我有一个看法：当前国际形式，中苏是同盟，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对华采取的是遏制政策，中苏关系很重，但中美关系也要认真考虑…。”

　　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过去一样，直接反对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最大的原因，便是中国已经实现了台湾解放，中美之间没有了地缘利益上的根本矛盾，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再像曾经那样与美国死磕。

　　但是对于‘三和路线’，主席本人其实并不看好，他认为，苏美间或者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根本矛盾，其在现阶段是无法从根本上调和的，原因便在两处：一是北约与华约的直接对抗；二是两个阵营意识形态的死结解不开。

　　美国人拉着一班小弟，搞了一个北约，仅随其后苏联就搞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华约，双方在东欧陈兵布阵、戈矛林立，而彼此间谁都没有主动撤兵，因而在此情形之下，所谓的‘和平’，苏联人信不信不知道，但是美国人是不信的。

　　更何况，苏联国内大力发展军备，其导弹水平比美国要高，钢铁洪流更是让欧洲瑟瑟发抖，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却在那里说‘我们要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别说美国人了，换成任何一个大脑正常的人，谁会信？

　　苏联不是没有正确的处置方法，哪怕苏联不从东欧各国撤兵，它若真的想打消美国的顾忌，完全可以减少军备发展，实行全面经济建设，先把这个姿态摆出来，让北约国家看到，如此再提出‘三和路线’，美国人大概率会放松一些警惕。

　　但这依旧不能解决苏美两国间存在的全部矛盾，当下的世界，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如火如荼，而这背后基本都是苏联支持的，苏美两国在中东、亚洲、非洲等地区，展开了意识形态竞争，苏联支持这些地区的民族反殖民独立，而美国则想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的原有势力。

　　当下不少国家的共产主义势力都不小，远的不说，就拿东南亚的印尼来说，艾地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大的势力，而苏加诺正在计划，将印尼从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他甚至计划让艾地接班。

　　南亚的印度也是如此，他们同样在试图将本国定性成‘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秘密报告’发表之前，欧洲腹地的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派的影响力同样不小，因此整个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比资本主义要强势不少，至少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三和路线’一出，其给国际共运事业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打击，前者否定了斯大林，等于否定了斯大林的革命斗争路线，法国共产党由此形成了‘武装斗争’与‘议会斗争’两条路线之争，最终分裂。

　　后者，则是基于放弃斯大林斗争路线的叠加影响下，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放弃了‘武装斗争’，等于是在自废武功，国际共运革命的大好形势，由此被一刀两断。事实就是从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革命的形势开始滑坡，并最终滑向深渊。

　　如果说已是社会主义并完成了统一的国家，还并不会对自身造成多少困扰，那么朝鲜和越南，则是受到了最直接的影响，两个国家一个在追求统一，反对与美国媾和；另一个在反殖民，努力实现国家统一，同样反对向美媾和。

　　所以，赫鲁晓夫的报告和路线一出，朝越两国立即就决定紧紧靠拢中国，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苏联的做派，完全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而没有考虑同阵营国家的实际利益。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首先坚决的反对‘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而就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中国没有直接反对，但也没有赞同，采取的是一种‘中间路线’，而中国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就是中美间的地缘根本矛盾已经解决，中国也需要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但中国与苏联在对美的态度上是不同的，中国并未放弃与美国的交流，甚至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美间展开了大使级会谈，但在涉及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利益上，中国从来没有妥协退让，更没有出于本国利益需求而放弃兄弟国利益。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坚定主张越南统一，而苏联则主张越南分治，也是从这一刻起，苏联把越南得罪的死死的，而在朝鲜问题上，中国的主张也始终如一，朝鲜半岛的问题，由朝鲜内部自行解决，任何国家都不应干涉。

　　正是由于这些核心问题谈不妥，所以中美两国至今仍在对抗，至于两国何时建交，时下根本看不出时间表，若是中国和苏联一样，直接对美妥协，那么中美关系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至少两国那怕没建交，也还不至于看不到缓和迹象。

　　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无疑又是一次对阵营兄弟国利益的出卖，越朝两国是真的不能忍了，所以当他的‘路线’提出之后，两国立即派人到中国来，所谈的也只有两条：一、请示中国态度；二、期望中国坚定支持两国，不要接受‘三和路线’。

　　但中国有本国利益需求，不可能因为支持两国，就放弃本国利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主席认为，中苏两国大闹一场后，赫鲁晓夫对华退让了，那么中国也要适当的展现姿态，对他给予一些支持。

　　因而，主席说道：“‘三和路线’从根本上讲对苏联短期有利，而对国际共运整体不利，但其呼于的‘和平’也是中国一直所主张的，所以不能全盘予以否定，这并不符合中国利益。”

　　总理说道：“我也是这个看法，若是历史同期，我国必然要坚决反对，但现在我国对外的国际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再继续反对并不符合我国利益。”

　　主席点头道：“我就是这个看法，考虑到我国及阵营的利益，所以对于‘三和路线’我们要有所表态。”

　　“那么说些什么呢？”总理问道。

　　“我国可以这样说，中国一向主张不升级冷战对抗，所以‘三和路线’所呼吁的和平、缓和矛盾，对于世界和平有利；而中国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根本性矛盾，有可能出现短暂缓和，但不会就此结束。”主席说道。

　　总理略作思考，说道：“主席的这个观点，既摆明了立场，也坚守了底线，同时也向苏美两国透露出了支持‘缓和’的意思，只是这番表述出来后，越南和朝鲜恐怕会有意见。”

　　主席说道：“这个事，要怪就让他们去怪苏联，要向他们讲清楚，中国这样做，也是出于阵营团结的需要，中国本身并不会改变对越朝两国的继续支持，至于后面他们要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

　　总理点了点头，将主席所述的核心观点记录了下来，而后搁笔说道：“如果中国出于维护朝鲜和越南的利益，而选择放弃自身利益，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何况国家间最终还是要靠利益维护，有利则来，利尽则散，过去我国在这方面就吃了许多亏。”

　　“那些都是教训啊。”主席颇为感叹的说道：“就拿朝鲜来说，苏联一口气给了朝鲜二十多亿卢布的援助，派出的顾问和专家包括技术人员一万多人，让朝鲜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一点中国是不能比的。”

　　总理缓缓点头思绪道：“过去，我们以为把金斗奉换上来，会改变一些历史，但国家利益这个核心，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改变而改变。现下的朝鲜相对来说，确实比历史上与中国的关系更紧密，但同时与苏联的关系也同样紧密，将来朝鲜是否会改变对华态度也很难说。”

　　主席吸着烟，说道：“以后的事无法未卜先知，但总体而言，将来的朝鲜家族王朝大概率是不存在了。”

　　说到这里，主席又讲道：“我国目前在朝鲜还有30万驻军，这样搞不好，要撤回来，主动的撤，一个兵也不要留。”

　　总理瞬间就明白了主席的意图，苏联那边正在利用自己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出动军队直接干涉波兰内政，侵害波兰主权，而中国不走这条道路，中国在朝鲜驻军，朝鲜人迟早会反对的，而等到他们来提时，就说明朝鲜人已经忍耐到极限了。

　　主席分明就是要借苏军在波兰行事之机，向朝鲜和越南表明态度，中国不会学苏联，充分的尊重两国的主权与国家尊严，他们的内政，中国更不会干涉，而是始终践行‘平等’原则。

　　驻军这个东西，实则是分情况的，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想要通过军事占领控制一个国家的难度就非常大，且在历史之中，这样的例子也并不显见，比如中国历史上曾经控制的安南和朝鲜时期，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各种叛乱此起彼伏，耗费了国家大量精力和财力。

　　6月28日，苏军配合波兰军警展开了对波兰工人的大规模镇压活动，消息在世界传开之后，各国一片震惊，苏联的行为，无疑让各国看到了他们侵害波兰主权、干涉波兰内政的恶劣行径，使得国际社会一片斥责。

　　也就在这一日，中国就苏联‘三和路线’发表了主席的公开观点，不过由于‘波兰事件’的影响力很大，所以中国的这个公开立场，并没有造成在国际上的热点事件，反而十分的平静，但越、朝两国还是向中国询问是什么意思，而中国则给予了明确的回复和解释。

　　就在总理接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的第二日，这位大使再度接到了总理的会见，外交部里，总理当面向李周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经我国中工中央认真研究，考虑到朝鲜已经具备自我防卫能力，因此决定从七月份起至年底前，陆续将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离，不留一兵一卒。”

　　这个消息，确实让李周渊十分惊讶，朝鲜战争已经过去四年多了，但中美双方基于当初的协议，依旧各自在南北朝鲜驻军，过去中国军队的存在，无疑给了朝鲜极大的底气，美军也因此被压得抬不起头来，这几年朝鲜半岛虽未统一，但是迎得了难得和平。

　　朝鲜国内也正是由于志愿军的存在，使得国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建设，根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要知道志愿军可是六战五胜一平，就那一平，还是中国军队故意放的水，而面对如此逆天战果，使得美国人在南朝鲜根本不敢动分毫，可现在志愿军却要撤走了，李周渊心里是有些慌的。

　　他说道：“三万美军还在占领南朝鲜，扶持南伪政府，志愿军不能撤啊。”

　　总理见他如此，便耐心的说道：“志愿军在朝鲜的任务已经完成，而朝鲜人民军的也已经完成了建设，志愿军再继续待下去，就不好了。波兰发生的事，想必周渊同志也知道了，这个行为很不好，中国不会做，也不屑于去做。”

　　李周渊明白中国的意思了，他不禁感慨的说道：“中国对于朝鲜国家主权的尊重，救助朝鲜于存亡之际，朝鲜民族、国家和人民永远记在心中并充满了感激。”

　　总理却是摆了摆手：“中朝一家亲，兄弟之邦，这些话就不必说了。关于在朝志愿军，毛主席的指示很明确：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国家，过去志愿军进入朝鲜，那是抗美援朝的需要，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不应该在继续驻在朝鲜，这是不对的。”

　　李周渊迅速拧开钢笔，将主席的指示记了下来，而后回道：“此事过于重大，我会立即上报朝鲜劳动党中央。”

　　“好。”总理欢欣的说道：“中工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将正式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军事委员递送正式‘决定’通知。”

　　“七月份，将撤回首批四个师，共九万人；后续部队将在1956年12月31日前全部撤完，如果朝鲜同意，我国也可以一次性在七月底前，将30万志愿军全部撤回。”

　　李周渊将情况上报平壤之后，朝鲜劳动党立即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中国与苏联完全相反的做法，无论是延安派还是南方派或苏联派，没有一人不赞赏的，但关于是否寻求志愿军继续留下，却是引起了争论。

　　延安派中有人支持志愿军撤回，有人则坚决反对，而苏联派则一面倒的支持撤军，南方派如今已大如从前，完全仆从于延安派，所以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双方争论激烈，争执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