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从西北再造天下 第78节

　　其他的小伙伴都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他的堂兄韦祁赶忙站起身来，按住韦富的肩膀，劝说道：“小弟，你先冷静冷静，不要乱来。且不说高登深受总督大人的信任，就光他举人的身份，我们就不能轻易动他。要是他真有个三长两短，以他背后的势力，咱们韦家可保不了你啊。”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劝导道：“是啊，打打杀杀都是那些没脑子的泥腿子做的事情，我们可是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可不能做这等鲁莽之事。”

　　“不过，众民社的那些乡巴佬做的也的确太过分了。他们这些外来人，在咱们的地盘上欺压我们本土人，要是不给他们点教训，还真以为我们好欺负。”韦祁皱着眉头，一脸阴沉地说道。

　　听到这话，其他大族子弟也纷纷咬牙切齿，心中满是愤怒，这已经不是重民社做的第一起这样的事情了。

　　现在干旱之年，本是他们兼并土地的大好时机，但重民社不但呼吁大族不要兼并土地，要给百姓留条活路。

　　如果光喊口号那也就算了，哪个大族不是口号喊的伟光正，但盘剥起来连自己的亲族都不放过。

　　但重民社还付诸行动，他们兼并土地，重民社就组织农户对抗他们，他们放高利贷，重民社就废除他们的高利贷契约。

　　这些大族在地方上欺行霸市惯了，习惯了用权力行事。制定契约的精密上比起后世的那些必胜客，法务部，那就是小学生的水准，重民社，著名社只要高举《明皇祖训》，为百姓主持公道，那是一打官司就一个赢，重民社如此行径，虽然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读书人，但也彻底得罪了关中的士绅。

　　“那我们该如何给他们教训？”其中一人问道。

　　韦祁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沉思片刻后说道：“我们也可以结社。他们能成立众民社，我们为何不能成立一个社团来对抗他们？”

　　韦富眼睛一亮，兴奋地叫道：“兄长这提议好啊，我们不但要结社，还要开创报纸。不就是宣传造势、针锋相对，谁不会？我要把众民社那些人的奸诈阴险一面通通揭露出来，让他们在西安城无地自容。”

　　“那我们的社要叫什么名字呢？”有人问道。

　　韦祁微微抬头，眼神坚定地说道：“我们结社是为了振兴大明，弘扬我大明正统，就叫振兴社吧。”

　　“振兴社，这名字好！既大气又能表明我们的志向。”众人纷纷点头赞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韦富道：“我们现在就收集重民社的黑料，让他们喜欢主持公道，我要彻底把他们的名声搞臭。”

　　“黑料还不好找，从现在起，我等就派家丁盯着重民社的人，下手要快要重，第一期报纸就要把重民社彻底搞臭。”

　　现场的人纷纷出主意，而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众民社被他们打压的场景。

　　而这就是重民社走中间道路的处境，他们想要维持关中脆弱的秩序，就要想办法从大族手中抢一部分的利益给下层。

　　但利益之争岂是那么容易的，他们唯一的范例只有大同社了，于是在模仿过程当中，竟渐渐活成了当初他们自己讨厌的模样。

　　但即便刘南卿等人认为自己退让了很多，所作所为都是为士绅的长远利益，但在长安城大族当中，重民社的名声与大同社几乎相差无几，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最讨厌的政治团体，这一转变让不少人感慨世事无常。

　　当初，刘南卿等人经米脂多次挫折之后，痛定思痛，虽然到现在还是认为像大同社那样激进地清理地方士绅的做法并不可取。

　　但他们也明白，若将百姓逼到绝境，为了生存，这些百姓必然会投向大同社这类激进势力的怀抱。想要让天下恢复稳定的秩序，实现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理想状态，关键在于让农户能够活下去，要让地方的大族吐出一些利益，最起码不能在干旱之时还追缴债务，把佃户赶走成为流民，

　　于是，重民社在长安城大力宣扬减租减息的理念，收租可以，但不能赶尽杀绝，要让人有生存的口粮，要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户的利益，士绅可以新修水利，增加农业产出，以增量财富取代现在的零和博弈。

　　他们积极学习大同社的一些举措，如打井、修水利、屯垦，还大力推广种植土豆、红薯、玉米这三种高产作物。

　　别说，这些努力还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仅仅半年时间，众民社的社员数量就从起初的几十人迅猛发展到上千人。在众民社的劝说下，长安城中的不少中小地主减少了一部分租子，并且尝试种植高产作物，还在自家田地里打了水井。这一系列变化让长安城的农村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然而，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刘南卿他们见过大同社建立一个没有士绅的世界，他们的危机感很强，认为这样的改良是必须的。

　　但关中士绅没有见过这样的世界，他们的危机感没有刘南卿那么强。大明没有了，还可以有大顺，大乾，给谁打工，不是打工，不管是哪个人做皇帝都少不了他们。

　　但关中这千年来的规矩是不能变的。

　　重民社明明是读书人组建的社团，却可耻的背叛了他们，站在泥腿子一边和他们打起来对台，真是养了一条中山狼。

　　而且长安城的大户们此前捐钱捐粮，满心期待杨鹤他们能够出兵镇压大同贼寇，尽快恢复关中原本的秩序。

　　可如今，三个多月过去了，总督府却毫无出兵的迹象。大户们按捺不住，派人前去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极其敷衍的“还在练兵”。

　　这可把当地的士绅大族给惹恼了，他们觉得自己被总督狠狠地欺骗了，心中的怒火开始熊熊燃烧。

　　祸不单行，此时的关中地区已经许久滴雨未下，明眼人都能清晰地感觉到，一场严重的大旱灾已经近在咫尺。按照往常的习惯，当地的大户士绅们提前囤积粮食，试图通过控制市场供应量来推高粮食价格。如今，长安城中一石小麦的价格已经突破了二两银子，这一高价让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他们的这种行为引起了重民社的强烈不满。重民社旗下的《众民报》每隔七天就要对这些大户士绅进行口诛笔伐。报纸上言辞激烈地批判道，在这干旱的艰难季节，关中上下无论士绅百姓，都应该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所有囤积粮食的行为都是不识大体、不顾大局，是扰乱天下的恶劣行径。而且，《众民报》还特意点名了几家为首的大族粮铺，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贪婪与自私。

　　刘南卿他们看到了大同社在米脂的做法，自认为自己在长安的举措已经算是相当克制，大家各退一步，大体维护各方的利益，维护关中稳定最重要。

　　但在这些大族眼中，他们花钱支持重民社，可重民社却干起了“吃饭砸锅”的事情，这怎能不让他们恼羞成怒？

　　当然，最让大族们气愤的还是经济上的矛盾冲突。刘南卿制定了全面学习大同社的政策后，推动总督府在陕西置办官产，主要集中在煤矿和纺织这两个领域。目前，纺织厂由于刚刚起步，利润还不高，尚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但煤矿厂的利润却极其惊人，刘南卿在西安府大力推广蜂窝煤，这种低价便捷的燃料一经推出，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全面占据了西安府的燃料市场。

　　每个月仅仅长安城一地，蜂窝煤就能带来三万两银子的收入。如此丰厚的利润，自然引起了当地大户的强烈关注，他们立刻就想将这个产业掌控在自己手中，有钱大家一起赚，和光同尘才是王道。

　　然而，他们的想法遭到了杨鹤的果断拒绝。对于总督府来说，每个月三万两银子的收入实在是太重要了，有了这笔钱，至少能让士兵们听从指挥，维持军队的稳定，还能安置灾民，这这三万两杨鹤都觉得少了，怎么可能和那些大族分。但这无疑让当地大族极为不满，双方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而在这期间，刘南卿也遭遇了当初大同社曾面临的困境。蜂窝煤产业盈利后，当地的帮派分子立刻盯上了这块肥肉。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些帮派分子会按照市坊划分，控制当地的运煤工匠，给工匠们留下一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而搜刮上来的利润则按照三七分账，三成归帮派，七成归帮派上头大族。

　　但刘南卿他们可是见识过大同社是如何对付这些帮派分子的，怎会任由他们欺负。贺函当机立断，迅速组织了上千名屯垦农户，气势汹汹地冲进长安城，对这些帮派分子展开了一场猛烈的围剿。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帮派分子被打得落花流水，再也不敢对煤炭产业有任何非分之想。

　　当地大族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试图直接控制煤炭来源，通过抬高煤炭价格来夺回利益。但刘南卿早有准备，他凭借总督府的关系，买下了几个废弃的煤矿。这些煤矿虽然被标注为废弃，但实际上只是因为进水导致开采困难。在这个时代，抽水技术还十分落后，只要矿井深度稍微大一些，就很容易因为积水问题而被废弃。

　　不过刘南卿他们在米脂了解到了大同社改造废弃煤矿的方法，那就是利用压水井把水抽出来。经过贺函等人的一番精心改造，这些废弃煤矿重新焕发生机，源源不断地为市场提供煤炭。这下可好，当地大族连卖煤能赚的钱都赚不到了，双方的矛盾彻底激化。

　　为了这一系列事情，双方可谓是彻底闹翻了，陕西行省的大户连装都不装了。直接上书朝廷，三边总督与民争利的官司甚至直接打到了御前。

　　此时的崇祯皇帝也对杨鹤有点不满，上任三个月时间，就知道要军饷要赈济，对贼寇一点动作都没有，好在杨鹤也有自己解释，三边军户普遍有一两年没得到军饷，互相安抚好，他们没办法出，后面关中旱灾越来越严重，杨鹤又说要安抚好灾民，以此断绝贼寇的兵源，这样才能稳住关中。

　　得到杨鹤的这番解释，还没有被袁崇焕背刺崇祯皇帝，秉持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相信了他。

　　而且三边总督到陕西任职还不到三个月时间，在没有犯下重大过错的情况下，崇祯皇帝也不会轻易更换人员。因此那些弹劾三边总督的奏折最终都无疾而终。

　　俗话说“远香近臭”，如今在这些大族的眼中，重民社的名声比大同社还要糟糕。重民社原本试图在士绅和农户之间寻求平衡，却没想到在与大族的一系列冲突中，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关中大户并不认可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141章 ，空手总督与贺涵的羡慕

　　长安城郊外，烈日高悬，炽热的阳光毫无保留地烘烤着大地。空气仿佛被点燃了一般，干燥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就连平日里不知疲倦、叫声响亮的知了，此时也有气无力地叫着，给这沉闷的氛围更添了几分压抑。

　　三边总督杨鹤带着刘南卿等人来到长安城郊外视察田地的情况。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心情愈发沉重，只见大片的农田里，土地干裂，一道道裂痕仿佛是大地张开的干涸嘴唇，在无声地诉说着痛苦。杨鹤随便走到一块田地，弯下腰，抓起一株冬小麦。他轻轻戳开麦壳，满心期待能看到饱满的麦粒，然而呈现在眼前的却是干瘪瘦小的颗粒，这让他的眉头紧紧皱成了一个“川”字。

　　刘南卿站在一旁，神色凝重，无奈地说道：“今年夏收成恐怕只有五成，很多旱田甚至颗粒无收。督堂，关中如今的情况十分危急，您得想办法把这里的灾情如实汇报给天子，恳请朝廷给予赈灾啊。”

　　杨鹤长叹一声，满脸无奈：“两个月前，天子已经拨下了 50万两银子，可那只是用来补全军队的饷银。以朝廷如今国库空虚、财政枯竭的状况，实在是没有能力继续拨款赈灾了。早知如此，某当初就该晚点发那军饷啊。”

　　现在崇祯手里还有钱，杨鹤把三边欠饷的情况如实汇报，他想了一想，还是发了50万饷银给杨鹤。

　　刘南却不认可道：“督堂，若是不发粮饷，再叠加这场严重的旱灾，榆林镇的士兵或许还能勉强忍受，但固原镇的士兵怕是要兵变了。一旦兵灾和这些流离失所的灾民搅和在一起，局面将变得更加难以收拾，后果不堪设想啊。”

　　刘南卿想起自己去固原时了解到的情况，仍心有余悸，去了固原才真切知道，那里的士兵已经两年没发军饷了。他简直不敢想象，士兵这两年是如何艰难地熬过来的。榆林卫四年没有发军饷，军户们遇到大同贼寇时，毫无抵抗之力，一触即溃。固原镇如今也是这般情况，要是再不给他们发军饷，士兵发动兵变，在和灾民搅到一起，整个关中都不得安宁。

　　这些年大明的兵变也不止一两起，当今天子继位不到一年的时间，蓟镇就发生了兵变，巡抚都死了一个，他们发军饷之后，固原镇的士兵最起码安稳下来了。

　　杨鹤听后，不禁又叹了口气，感慨道：“在大明，想要实实在在地做一点实事，竟是如此艰难！”

　　此时的他，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压力如潮水般向他涌来。

　　杨鹤回想起去年榆林卫发军饷的事情，心中满是无奈与愤懑。他知道，朝廷当时给了上百万两的饷银，那还是在魏忠贤权势滔天的时候。可这银子还没出长安城，就只剩下 90万两了。而后，镇守太监魏翔、延绥巡抚朱蒙童，一个为了给自己建生祠搜刮二十万两，另一个也趁机捞了一笔。再加上榆林总兵杜文焕又贪了 5万两，最后真正发到士兵手中的竟然不到 40万两。而这 40万两，到了士兵手里时，已经不足四两。

　　更可气的是，这为数不多的银子还没发全，大部分又被当地的守备千户们用高利贷的形式重新收了回去，士兵们普遍只得到了几十文到上百文钱，这点钱买个粮食都不够全家人吃三天的。

　　最让杨鹤无奈的是，他从刘南卿口中得知，大同贼首徐晨在攻占河鱼堡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给那些军户每人补发了40两银子的粮饷，还给军户军田了。

　　徐晨太会蛊惑人心了，也难怪后续榆林卫面对大同贼寇时，如此不堪一击，这银子发了还不如不发。

　　而如今自己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天子给的 50万两银子，还没出长安城就因为户部的“漂没”规矩，只剩下 35万两，他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更让他头疼的是，即便手中拿着这 35万两银子，他也不敢保证最终能有多少真正落到士兵手中。要是真像榆林卫那次一样，七扣八扣，到士兵手里只有几十文上百文，那还不如不发，免得让士兵们空欢喜一场，还徒增怨恨。

　　后面刘南卿见杨鹤如此苦恼，思索片刻后，给杨鹤想出了一个办法：“督堂，大同贼寇为了收买军心，在发放军饷时，把所有银子都拿到校场上，当着众人的面直接分发给士兵。您不妨也借鉴这个做法，让那些卫所一个卫一个卫的士兵，当着您的面领钱。这样一来，就能最大程度上减少中间环节的克扣和贪污，确保军饷能发到士兵手中。”

　　杨鹤听后，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当即便决定按照刘南卿的建议去做。他带着银子，不辞辛劳地前往一个个军堡。每到一处，他都在校场上摆开架势，亲自将军饷交到每一位士兵手中。

　　士兵们看着眼前这位亲自发放军饷的总督，眼中满是感激与敬佩。这一举动，让整个固原镇的军心为之一振，杨鹤在士兵心中的威望急剧上升。在士兵们眼中，杨鹤是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好总督。发了军饷之后，固原镇原本人心惶惶、大量士兵逃离的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士兵们的士气也有所提升。

　　然而，杨鹤的这一做法却引起了固原镇那些参将、守备、千户等军官的强烈不满。他们早就对朝廷拨下的银子虎视眈眈，得知朝廷给了杨鹤 35万两银子，杨鹤又从那些大户手中筹措了 30多万两银子，杨鹤这个总督手中有70万两银子。

　　他们满心期待着能从这笔巨款中分得一杯羹，很多人甚至都已经盘算好了该如何瓜分这笔银子。

　　可杨鹤这直接在校场发银子的举动，却把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军官全部撇在了一边，他们所有的如意算盘都落了空。愤怒之下，这些将军们决定效仿文人，向朝廷告状。他们联名上书，称三边总督杨鹤不按朝廷规则发放饷银，有收买军心之嫌。

　　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重伤杨鹤的声誉，他们还四处散播谣言，说杨鹤上任三边总督，竟然两手空空而来，面对关中的旱灾，不仅让朝廷赈灾，还要当地士绅自己出银子，而且连让朝廷减免税负这样的事情都办不到，完全就是一个无能的“空手总督”。

　　陕西行省的大户们本就对杨鹤按兵不动，迟迟不镇压大同贼寇的做法不满，此时便在其中推波助澜，添油加醋地传播这些谣言。于是，在发了军饷不到一个月之后，“空手总督杨鹤”的名声便迅速传遍了整个陕西行省，杨鹤虽然在陕西做了一些实事，但却得罪了军头和大户，名声算是被彻底搞臭了。

　　杨鹤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发泄一番情绪之后，他问道：“新式作物怎么样？”

　　刘南喜道：“土豆、玉米、红薯这几种作物，着实是应对旱灾的良方啊。它们可比小麦耐旱得多，就算是在新开垦的贫瘠土地上种植，产量也相当可观。就拿当下这大旱时节来说，玉米每亩能产出一石三斗，土豆和红薯更是每亩能有两石以上的产量。倘若能在关中地区大范围推广这三种抗旱作物，流民的数量必定会大大减少，这对稳定局势可是极为关键啊。”

　　杨鹤听闻，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如果这种作物真的如此高产抗旱，对现在的关中，不亚于一场及时雨。

　　刘南卿接着说道：“现在最大的麻烦有两个。其一，种过这三种作物的人太少了，百姓对它们不了解，心存疑虑，不敢轻易尝试种植。

　　其二，收税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如今市面上一石麦子价值二两银子，百姓们习惯了用麦子交税。要是不种麦子，改种这些新作物，他们手里就没钱买麦子来完税了。总督您得和岳巡抚好好商议一番，把玉米、土豆、红薯这三种作物也纳入税收的范围。不然的话，推广起来怕是困难重重。”

　　刘南卿说这话的时候，内心五味杂陈，既有无奈，又带着一丝自卑。他心里清楚，这又是在学习大同社的政策。

　　即便他们重民社从米脂逃到了西安府，却依旧难以摆脱大同社的影响。虽说除去大同社那激进的均田政策，他不得不承认，徐晨制定的各种政策，确实精准地切中了关中的要害。他们只需依葫芦画瓢，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关中的艰难局势。然而，要让他承认一个没有士绅阶层的大同世界，他打心底里是万万做不到的。

　　杨鹤并不知晓刘南卿这复杂纠结的内心，听到新作物如此高产，满心都是惊喜，迫不及待地说道：“本官会去和岳巡抚商议，现在我们去看看。”

　　与此同时，在重民社的屯垦营地，一片平整的土地上，土豆、红薯和玉米正蓬勃生长着。玉米像一棵棵挺拔的小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土豆和红薯的藤蔓相互交织，金绿色的藤条密密麻麻地覆盖着土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即将丰收的景象。

　　贺函站在这片田地里，仔细查看作物的生长情况。他皱着眉头，看着一株玉米，忍不住说道：“这玉米太小了，比起大同社种植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一旁的老农听到这话，却满脸欣喜，赶忙解释道：“贺老爷，您有所不知啊。这可是新开垦的生地，按照以往的经验，不养上个两三年，根本就长不出像样的庄稼。能种出这么大的玉米，那可真是老天保佑了。您可别不知足啊！”

　　为了预估产量，他们玉米，土豆，红薯提前收割了五亩地，结果每一种作物的产量都高得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老农喜道：“俺种了一辈子的地，就算这作物就实实在在地摆在眼前，都不敢相信，这么贫瘠的生地居然能长出这么好的庄稼。”

　　在重民社里，三巨头效仿大同社，将社团事务进行了细致分工。高登负责宣传推广工作，四处招揽新的社员，为社团注入新鲜血液，刘南卿负责作坊的经营管理，通过作坊盈利来维持重民社的日常运作，贺函则全身心投入到屯垦事务中，致力于推广新作物，期望能借此改善流民的生活状况。

　　贺函听到老农称呼自己为“贺老爷”，眉头皱得更紧了，纠正道：“不要叫我贺老爷，叫我贺先生。”不知从何时起，他听到“贺老爷”这个称呼，心里就觉得格外刺耳。

　　这半年多来，贺函长期在屯垦营地与土地打交道。风吹日晒，让他的皮肤变得黝黑，整个人看上去灰头土脸，略显落魄。但他的双目却炯炯有神，透着一股坚韧和干练，以往读书人的那种娇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半年的屯垦生活中，贺函时常陷入回忆，那些梦境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他当年和刘永、李文兵等人一同拜访徐晨的场景。那时的徐晨，虽然态度温和，但在贺函眼中却带着一种轻浮之感，就像一个不谙世事、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哥。

　　记得当时，徐晨不喜欢别人叫他老爷，还要求他们这些读书人一起参与劳作。那一天，对贺函来说，堪称有生以来最狼狈的一天。他累得筋疲力尽，晚饭时分，徐晨竟还让下人和他们坐在一起用餐。

　　这一举动，让贺函内心积压已久的不满瞬间爆发出来。而徐晨随后讲述的一通关于平等的理论，刘永、李文兵他们听进去了，可贺函却觉得徐晨不过是在沽名钓誉，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后来，贺函听闻徐晨带领农户们修建水坝、挖掘水渠、打井抗旱，一开始他根本不相信。在他的印象里，徐晨那般娇气，怎么可能吃得了这样的苦？然而，当他在米脂再次见到徐晨时，着实吃了一惊。此时的徐晨，虽然精神饱满，但整个人就像一个朴实的老农，皮肤黝黑，满是劳作的痕迹。贺函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看走眼了，徐晨确实是一个能实实在在做事的人。

　　再后来，大同社发展迅猛，一举攻占了整个延安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民社却被彻底赶出了米脂，无奈之下辗转来到西安府。痛定思痛，他们私下里订阅大同报，仔细研究大同社的政策，试图从中找到发展的方向。

　　而屯垦这一举措，正是贺函主动提出来的。当时，他在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徐晨能吃得了这苦，我贺函也一定可以！”

　　经过这半年屯垦的艰苦磨练，又深入了解到流民们凄惨的生活经历，贺函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得不承认，大明的天下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士绅阶层对百姓的盘剥实在太重了。想要让士绅们吐出哪怕一点利益，都难如登天。他们重民社每前进一步，都如履薄冰，四面楚歌，仿佛总有一双双无形的手在背后拉扯着，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什么事情都难以顺利开展。

　　这段日子里，贺函时常在梦中与徐晨相遇。是因为他看到大同社大刀阔斧地改革，毫无顾忌地扫除一切阻碍，心中满是羡慕之情。在他内心深处，有一丝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悔恨，当初要是留在大同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