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功拿到手软：我办案领导放心 第227节

　　不等他说完，罗飞又拿出恢复的通话记录：“1999年6月25日到28日，你家的电话和陈江河的宿舍电话有三次通话，每次都不超过一分钟。6月28日傍晚，陈江河失踪前，先给你打了电话，然后又打给了孙老四的台球厅。而孙老四，是你让赵德柱找去‘教训’陈江河的人。”

　　“这都是片面之词！”沈国荣的声音提高了一些，“通话记录能证明什么？我和陈江河讨论工作，他和孙老四有什么联系，我怎么会知道？赵德柱已经死了！”

　　罗飞没有理会他的狡辩，继续抛出第三份证据——孙老五的证词笔录：“这是孙老四的弟弟孙老五的供述，他详细说明了，当年赵德柱受你的指使，找孙老四去教训陈江河，结果失手杀人。事后是你下令掩盖罪行，用红色罐车将尸体运到地基掩埋，还给了孙老四一笔钱让他跑路。”

　　每出示一项证据，沈国荣的脸色就阴沉一分，额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的律师在一旁低声提醒他：“沈先生，没有确凿证据前，你可以保持沉默。”

　　沈国荣深吸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语气强硬：“孙老五是个有前科的地痞，他的话能信吗？他肯定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故意攀咬我！”

　　罗飞目光如炬，死死盯着沈国荣：“沈国荣！你不用急着狡辩。1999年6月28日晚上7点到10点，你在哪里？谁能给你作证？陈江河为什么在与你通话后，会独自去偏僻的原料库？为什么他的遗骸会出现在你们厂的新宿舍楼下？这些问题，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

　　一连串凌厉的发问，如同重锤般砸在沈国荣的心上。他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眼神开始躲闪，但就是闭口不言。

　　审讯陷入了僵局，但罗飞知道，沈国荣的心理防线，已经濒临崩溃。

　　审讯陷入僵持的同时，边境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吕严带领的A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于当地一处华人聚居的走私窝点中，成功抓获了已改名换姓“李四海”的孙老四。

　　当时孙老四正准备乘船偷渡到南亚，被埋伏在码头的侦查员当场制服。得知孙老四被抓的消息，罗飞立刻下令暂停对沈国荣的审讯，等待孙老四被押解回昆北。

　　审讯室的灯光冰冷而刺眼，孙老四戴着手铐坐在审讯椅上。二十年的逃亡生涯在他脸上刻满了沟壑，眼神浑浊而麻木。

　　吕严将一叠照片推到他面前——红星厂的老照片、陈江河的遗骸、那辆红色罐车的资料。

　　"孙老四，认识这些人吗？"

　　孙老四的瞳孔猛地收缩，嘴唇哆嗦着，半晌才嘶哑地说："都...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1999年6月28日晚上，原料库发生了什么？"苏曼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孙老四的双手开始颤抖，冷汗顺着额角滑落。他突然崩溃地抱住头："我说...我都说...是赵德柱让我去的，说教训一下那个不懂事的技术员..."

　　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当晚的经过：如何埋伏、如何动手、如何发现人没气后的惊慌。每一个细节都与现场勘查、物证检验结果完全吻合。

　　"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手？"

　　"他...他认出我了，说要报警...我一时害怕就..."孙老四痛哭流涕，"后来沈厂长来了，说必须把尸体处理掉..."

　　"沈厂长？沈国荣？他具体说了什么？"

　　"他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必须处理干净'，让我们用塑料布包好，开我的罐车去新宿舍楼工地..."孙老四突然抬头，眼中闪过一丝诡异的光，"对了...沈厂长当时还拿走了陈江河的笔记本，说里面有重要东西..."

　　这个消息让审讯室里的所有人都精神一振。

　　与此同时，杨宇带领的技术组对沈国荣郊区别墅的搜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一个隐藏在书房字画后的保险柜里，他们不仅找到了大量现金金条，更发现了一个褪色的牛皮笔记本——正是陈江河的工作笔记。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清晰地记录着他对生产线采购的质疑和发现的账目问题，还夹着几张复印的票据证据。而在笔记本的扉页，有一个模糊的血指纹。

　　经鉴定，血指纹属于陈江河，而笔记本上的另一组指纹，正是沈国荣的。

　　当这些证据摆在面前时，沈国荣最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他瘫在椅子上，喃喃道："我以为二十年过去了，一切都该被遗忘了..."

　　他交代了全部事实：因为陈江河掌握了他侵吞公款的证据并威胁要举报，他指使赵德柱"解决这个麻烦"。没想到事情失控，他不得不亲自善后。那个笔记本，他原本打算销毁，却鬼使神差地留了下来。

第404章 审判（求追更求收藏）

　　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国徽在穹顶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鎏金的“法”字悬挂正中，散发着不容亵渎的威严。

　　庭内空气仿佛被凝固，旁听席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其中不乏头发花白的红星厂老工人，他们攥着褪色的厂徽，眼神里满是期待与沉重。

　　被告人席上，沈国荣穿着一身灰蓝色囚服，往日精心打理的头发如今散乱地贴在头皮上，鬓角的白发格外刺眼。

　　他低垂着头，双手交握放在膝上，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全然没了昔日企业家的意气风发。与之相对的公诉人席前，厚厚的案卷码成整齐的方块，每一本都承载着二十年的等待与追寻。

　　旁听席第一排，陈江河年迈的父母并肩而坐。

　　陈父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背脊挺得笔直，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被告席，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未干的泪痕；陈母则紧紧攥着丈夫的手，指节因用力而变形，单薄的肩膀不住地颤抖。

　　庭审已持续了三天，控辩双方的交锋激烈而胶着。

　　公诉人随后逐一出示证据链：水库底打捞的白骨经DNA比对确认是陈江河，铁盒中的工作证与旧照片成为身份铁证；

　　恢复的通话记录，清晰标注着1999年6月28日陈江河与沈国荣、孙老四的联系轨迹；

　　红色罐车的报废记录与行车路线推断，印证了抛尸过程；

　　孙老五的证词与孙老四被捕后的供述相互印证，完整还原了行凶经过；“陈疯子”的呓语笔录虽零散，却与物证形成了关键交叉。

　　以及陈江河的工作笔记本。

　　沈国荣的辩护律师在铁证面前，已无力否认核心事实，只能围绕“主观上无杀人故意”“仅参与后续掩盖行为”“部分证据因年代久远存在瑕疵”展开有限辩护。

　　沈国荣本人全程几乎保持沉默，只是在律师提及“企业家贡献”时，嘴角掠过一丝几不可察的苦笑。

　　直到最后陈述环节，他才缓缓抬起头，目光越过人群，落在陈江河父母身上，法警上前将他带离被告席，他转身时，眼角的余光扫过旁听席上红星厂老工人愤怒的眼神，最终无力地垂下了头。

　　休庭合议的四十分钟里，法庭内鸦雀无声。陈父轻轻拍着妻子的背，低声安慰：“快了，马上就有结果了。”当审判长身着法袍重新走入法庭，全场瞬间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经合议庭评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现作出如下判决——”审判长的声音庄严而洪亮，“被告人沈国荣，犯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紧接着，审判长宣读了同案犯的判决：“被告人孙老四，犯故意杀人罪，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刘华（孙老四同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法槌“砰”地落下，震得人心头发颤。

　　陈母再也抑制不住，嚎啕一声瘫倒在身旁儿子（陈江河的弟弟）的怀中，二十年的冤屈、思念与煎熬，在这一刻彻底释放。旁听席上，红星厂的老工人们纷纷抹着眼泪，有人哽咽着说：“江河，你看见了吗？坏人被判刑了！”

　　法槌落下，案件尘埃落定，但它所激起的余波，却在社会各界持续扩散。

　　《昆北晚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了题为《二十年沉冤昭雪：红星厂血案背后的正义坚守》的报道，详细还原了案件的侦破过程。

　　报道迅速被各大媒体转载，引发全国范围的深度讨论。网友们的评论刷屏了社交平台，有人聚焦“历史积案的追诉时效”，为司法机关不放弃旧案的态度点赞；

　　有人深挖国企改制背景下的资产流失问题，呼吁加强对改制过程的监管；也有人探讨“企业家原罪”与司法公正的边界，认为无论身份地位如何，违法必受惩处。

　　陈江河的悲剧，被许多评论者视为一个时代转型期的伤痕缩影——在效率优先的改革浪潮中，总有坚守原则者被暗流吞噬，而正义的迟到，更凸显了其不可缺席的价值。

　　罗飞的办公室里，夕阳透过窗户洒在案卷上，将“陈江河案”四个字镀上一层暖光。他没有如预想中那般喜悦，反而感到一种沉重的释然。

　　桌上放着陈江河父母送来的锦旗，“昭雪沉冤，为民做主”八个金字格外醒目。

　　他想起审讯沈国荣时对方说的“我只是想让厂子活下去”，也想起陈江河留在铁盒里的那句“设备有问题，不能让工人冒险”。

　　两种“初心”的背离，最终酿成悲剧。

　　罗飞拿出笔记本，写下这样一段话：“警察的职责，不仅是守护当下的安宁，更要直面历史的尘埃。正义有时沉重，因为它承载着逝者的期待与生者的伤痛。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法治的光芒，缝合时代的伤口，让每一份坚守都不被辜负。”

　　案件宣判一个月后，罗飞特意抽时间去了趟红星机械厂旧址。

　　这里已被政府规划为工业遗址公园，施工队正在对老旧厂房进行修缮，保留了锅炉、传送带等工业遗迹，墙体上还绘上了当年工人生产的壁画。

　　曾经齐腰深的荒草已被清理干净，几条石板路蜿蜒穿过园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来参观，听老工人讲述当年的故事。

　　在原新宿舍楼地基——也就是陈江河遗骸发现处附近，立起了一块半人高的汉白玉纪念碑，碑身简洁干净，正面刻着“铭记历史，珍视生命”八个隶书大字，背面则用小字镌刻着“纪念红星厂技术员陈江河（1972-1999）及所有坚守良知的劳动者”。

　　罗飞走到碑前时，正看到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工人在献花，其中一位正是当初不愿多言的王主席。

　　“罗厅长，您也来了。”王主席看到他，主动走上前，语气比当初放松了许多，“现在心里踏实了，总算能给江河一个交代。”他指着纪念碑说，“这是我们几个老工人凑钱立的，让后人知道，当年有这么个认死理的技术员，为了厂子、为了工人，丢了性命。”

　　罗飞点点头，目光落在碑前的一束白菊上，花瓣上还带着露珠。

　　“这里以后会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的故事，会被一直记住。”

　　与此同时，陈江河的父母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将儿子的骨灰从临时存放点迁回了老家的公墓。

　　迁葬那天，吕严和杨宇特意赶去送行。

　　陈父握着罗飞的手，老泪纵横却眼神明亮：“罗厅长，谢谢您，谢谢您。江河这孩子一辈子要强，现在终于能清清白白地回家了，我们老两口也能安心了。”陈母则将一包晒干的茉莉花茶塞给罗飞，“这是江河小时候最爱喝的茶，您带着，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离开公墓时，吕严注意到，不少红星厂的老工人都来了，他们自发地站在路边，对着骨灰盒深深鞠躬。阳光穿过树梢，洒在每个人的身上，温暖而平静。

　　这片因悲剧而沉寂的社区，正在真相的照耀下，慢慢愈合伤口，重新前行。

第405章 省厅信访接待室的老人（求追更求收藏）

　　省公安厅信访接待室的角落，墙皮因常年潮湿泛着青灰，一台老旧空调嗡嗡作响，吹出来的风带着股霉味。

　　一对年迈的夫妇蜷缩在冰冷的塑料椅上，身影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单薄。

　　老汉陈友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双手像枯树皮一样紧紧攥着一份皱巴巴的申诉材料，纸页边缘已经被反复摩挲得卷了毛边，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色，青筋在瘦削的手背上突兀地凸起。

　　他的老伴王秀英佝偻着身子，怀里紧紧抱着一个褪色的布包，里面是儿子陈栋的病历和缴费单，她不停地用袖口抹着眼泪，浑浊的眼睛肿得像核桃，每一声啜泣都带着气若游丝的绝望，仿佛下一秒就会支撑不住倒下。

　　“警官，求求你们，再查查吧……”陈友根往前挪了挪椅子，声音干涩得像是从干裂的河床里挤出来，每一个字都裹着沙砾，“我儿子陈栋，才三十二岁啊，家里的顶梁柱……他就是肾有点不好，体检说肌酐高点，本来吃着药挺稳定的。后来听邻居说‘康安肾病医院’专门治这个，我们就揣着攒了半辈子的积蓄过去了。他们说是什么罕见的‘继发性肾纤维化’，比癌症还凶险，必须做他们独家的‘靶向生物疗法’，一套下来三十多万……我们砸锅卖铁，连老家的房子都抵押了，钱花光了，人……人也没了啊！”

　　他说着就往地上跪，被接待民警眼疾手快地扶住。

　　年轻的民警眼眶也有些发红，他从桌上抽了几张纸巾递过去，面露难色地试图安抚：“老人家，您的心情我真的理解，换作是我我也受不了。但医疗纠纷这事儿，得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医院存在过错。之前卫健委组织专家鉴定过，法院也开过庭，病历上的诊疗记录看，用药和治疗流程都是符合规范的……”

　　“规范？什么狗屁规范！”王秀英突然像被针扎了一样跳起来，声音尖利得刺破了接待室的沉闷，她抓起布包里的缴费单狠狠摔在桌上，单据散落一地，“他们就是骗钱的！一开始说得天花乱坠，说这个疗法是从美国引进的，包治好，治不好全额退款！后来钱交够了，医生护士的态度就变了，查房都懒得进我们病房！用的药全是自费的，医保一分钱不给报，一瓶小小的药水就要八千块！我儿子做完那治疗，当天就开始发烧，浑身肿得像发面馒头，他们还说这是‘排毒反应’，结果不到一个月就走了！他们……他们就是披着白大褂的吸血鬼！”

　　类似的场景，在短短一周内，已在省厅信访窗口和市公安局重复上演了多次。

　　受害者家属来自云省不同地市，有山区的农民，有工厂的工人，还有退休的教师，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诉说的遭遇却惊人地相似：都是因高血压、糖尿病、肾病这类常见病或慢性病，被熟人推荐到“康安医疗集团”下属的专科医院，被诊断出“罕见并发症”，接受了费用极其高昂的“前沿”或“特色”疗法，最终落得人财两空。

　　更让人窒息的是，所有受害者家属的诉讼，都因“证据不足”或“诊疗符合医疗常规”而败诉。

　　这些分散的、绝望的哭诉，如同细小的溪流，顺着信访系统的脉络蜿蜒汇聚，最终汇入了省厅经侦总队的线索池，在平静的水面下，激起了一圈不寻常的涟漪。

　　经侦总队网络犯罪侦查科的办公室里，烟雾几乎要把天花板熏黄。

　　队长李健靠在办公椅上，眉头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手指夹着的烟卷燃到了尽头也没察觉，烟灰簌簌落在警服裤腿上。

　　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亮着，反复播放着一段匿名电话的录音，刺耳的电流声夹杂着经过变声处理的机械音，在封闭的空间里回荡。

　　“……康安集团，根本不是什么救死扶伤的医院，是吸血的蚂蟥！他们内部有一套完整的套路，先让医生夸大病情，搞虚假诊断，把小病说大，大病说死，然后推荐所谓的‘专利疗法’，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普通治疗！他们还和医保局的人勾结，骗医保基金，医生开指定的药能拿回扣，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还有他们的新药临床试验，数据全是造假的，用病人当小白鼠！你们去查他们的账，查他们的医院信息系统日志，肯定有猫腻！……”

　　录音里的声音语速极快，机械音背后藏着压抑不住的愤怒，说到“小白鼠”三个字时，声音明显发颤，带着一丝恐惧。

　　技术民警小马推了推滑到鼻尖的黑框眼镜，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着：“头儿，这通电话是一周前用一个未实名登记的网络电话拨打的，对方用了五层跳板，追查难度极大。但通话内容提到的几个细节，比如‘HIS系统日志篡改’‘新药临床试验数据造假’，都是行业内部才懂的术语，不像凭空捏造，举报人很可能是康安集团内部的人。”

　　李健捻灭烟头，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让新鲜空气灌进来。楼下的梧桐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秋风卷着落叶打着旋儿落下。

　　“举报人之后再没联系过？”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

　　“没有。”小马摇摇头，脸上露出无奈的神情，“我们监控了这个网络电话的所有关联IP，查了近一个月的通讯记录，都没有任何新动向。这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就在这时，技侦民警小周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激动地拍了下桌子：“李队！有发现！我们交叉比对了匿名号码出现时间段内，康安集团总部周边五公里的基站通讯记录，发现一个可疑点！在举报电话拨出前半小时，集团财务总监钱莉莉的手机，曾与一个位于总部大楼斜对面的公共电话亭有过一次短暂通话，时长只有四十二秒！”

　　“钱莉莉……公共电话亭……”李健的眼睛猛地亮了起来，手指无意识地在窗台上敲击着。

　　他转身快步走回办公桌前，抓起桌上的康安集团人员资料册，翻到钱莉莉的页面：四十岁，注册会计师，林启明的大学同学，从康安成立之初就担任财务总监，背景干净得像一张白纸，名下只有一套房产和一辆车，没有任何不良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