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我的金手指是现代大国 第764节

　　这是悬在所有现役将领和要害部门官员头上的铡刀。

　　接受资助，立即停职！

　　连带责任！

　　这几乎是要彻底斩断军队与“大资产”之间任何可能的灰色联系。

　　“第三条：为切实执行本条例，强化监督，自即日起，于各州、府、县衙门口，及主要驻军营地外，设立‘京师直通举报箱’，此举报箱，仅接受关于违反本条例第一条、第二条，及其他严重违纪违法、贪腐舞弊行为之实名或匿名举报。”

　　“举报箱钥匙，由青年复社总部派遣之特派员，与朝廷监察部派驻该地之监察御史，两人分别持有，共同在场，方可开启，举报信由特派员与监察御史共同登记、密封，直送京师联合审查会，地方官员无权拆阅、截留、过问。”

　　设立独立的、直达京师的举报通道，并且钥匙分持，互相制衡，确保举报信息不被地方势力拦截、篡改、销毁。

　　这是将监察权部分下放给了民间，也给了那些可能受到不公或察觉到问题的人，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声渠道。

　　而最具有震慑力，也最具争议的，是最后关于举报的奖惩规定。

　　“第四条：凡经查证，举报内容属实，涉事官员被依法惩处者，举报人可获得该案最终罚没金额之三成，作为奖赏，并予以严格保密保护。”

　　“第五条：凡经查证，举报内容纯属虚构，恶意诬告陷害者，反坐其罪，即举报人所诬告之罪行，若成立应受何种惩罚，诬告者即受同等惩罚。”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三成罚金，足以让许多知情人、受害者，甚至旁观者心动。

　　而“反坐其罪”，则极大地提高了诬告的成本，意在遏制可能出现的诬告滥诉之风。

　　一赏一罚，将民间监督的积极性与风险，都提到了极高的位置。

　　条例颁布，天下震动。

　　尤其是红袍军中和那些富商家族聚集的地区，更是如同被投入巨石的池塘，波澜骤起。

　　条例生效的首月。

　　分布在全国各州县衙门、军营外的“京师直通举报箱”，从最初的冷清观望，到渐渐有人趁着夜色、蒙面匆匆投递，再到后来，竟真有人白日里，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信塞入箱中。

　　负责看守的兵丁和官吏，眼睁睁看着，却无权阻拦、询问。

　　一个月期满，各地的举报信被特派员和监察御史共同取出、登记、装箱，在军队护送下，源源不断汇往京师。

　　负责初步整理和分类的联合审查会书记处，被堆积如山的信件淹没了。

　　初步统计，首月全国收到的有效举报信，总数逾万封！

　　经过联合审查会抽调精干力量，夜以继日的初步筛查、核实、与地方联动调查，第一个月，正式立案调查的案件，达到三百一十二起。

　　而立案案件的性质，有些出乎一些人的预料。

　　其中，超过六成，举报的并非富商子弟试图“渗透”军队，或是军官接受巨额贿赂。

　　而是某某县户房书吏，借核查灾后重建贷款之机，向本县‘张记’粮铺索贿五十两，未果后故意拖延批复，致其资金周转不灵......某某府工房典史，在承包官道修缮工程中，暗中指定其小舅子开设的石料场供货，价格高于市价两成......某某州同知，其管家以撮合生意为名，向城中新迁来的‘周氏’南洋货行，强索‘中介费’二万......某某营军官，纵容其手下军士，在驻地集市上强买强卖，欺凌摆摊的小商人，稍有不从便拳脚相加......多数案件，指向的是基层官吏、乃至低阶军官，利用手中微小权力，欺压、勒索、卡要那些新兴的、或迁徙而来的商人，以及普通的小工商户。

　　他们未必直接接受那些顶级巨富的贿赂，但却在更广泛的中下层，制造着恶劣的营商环境和吏治腐败。

　　这些被举报的官吏，大多并非条例最初设想的主要目标，但他们数量庞大，行为直接侵害普通商民利益，影响极其恶劣。

　　联合审查会没有手软。

　　查实一起，处理一起。

　　该革职的革职，该追赃的追赃，该移送司法的移送。

　　首月立案的三百一十二起案件中，已有超过百人被处理，罚没的赃款也开始陆续入库。而按照条例，其中三成，将作为奖金，发放给那些查实的举报人。

　　尽管为了保护举报人，发放往往通过极其隐秘的方式进行。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基层官吏的吃拿卡要、明目张胆的勒索，至少在表面上，迅速收敛了许多。

　　许多地方，尤其是商人聚集的城镇，风气为之一清。

　　商人们发现，那些原本难缠的“小鬼”，忽然变得“规矩”了不少。

　　通往衙门的道路，似乎也顺畅了一些。

　　而对于军队系统而言，尽管首月直接涉及高级军官和富商子弟“渗透”的大案要案不多，但《特别条例》本身，就像一道高耸入云、带电的铁丝网，明确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线。

　　那些原本蠢蠢欲动、四处活动的富商家族及其代理人，骤然感到了刺骨的寒意，许多暗中运作戛然而止。

　　试图走“从军”路线的家族子弟申请，数量锐减。

　　而那些已经进入视线、被标记的“可疑申请”和关联军官，则面临着持续的内部审查和巨大压力。

　　军队的门槛，被这道混合了严格审查、严厉惩处、民间监督、以及重赏重罚的《特别条例》，瞬间筑高、加固。

　　里长魏昶君用他最擅长的、制度与律法结合的铁腕，在武装力量与资本势力之间，竖起了一道看似无形、却异常坚固的壁垒。

　　而这道壁垒的第一次压力测试，就以清理大批基层蛀虫的方式，展现出了其不容小觑的威力！

第947章 抓抓抓

　　与此同时，广州，秋深。

　　这里的秋，与北方的肃杀萧索不同，是湿漉漉的、黏腻的，带着海风咸腥和迟迟不肯散去的暑气余韵。

　　总督衙门所在的布政司街上，车马依旧喧嚣，穿着各色绸衫、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商人络绎不绝。

　　表面看去，这座红袍内陆南疆最大的通商口岸，似乎并未受到北方那场波及全国的迁徙与整肃风暴的太多直接影响。

　　市面依旧繁荣，茶楼酒肆夜夜笙歌，码头上来自红袍掌控的其他区域：南洋、欧罗巴乃至美洲的货船进进出出，仿佛一切如常。

　　知府张茂才，便是这座繁华都市表面秩序的“掌舵人”之一。

　　他五十出头，保养得宜，面团团一张脸，见人总是未语先笑，言辞谦和，是典型的岭南“能吏”。

　　朝廷的《暂行管理办法》及一系列后续法令下达后，他是最早一批公开表态“坚决拥护、全力执行”的地方大员。

　　在给朝廷的奏报和公开场合的讲话中，他屡次强调“迁徙富商、整合产业，乃强国固本之良策，广州虽地处偏远，亦当为天下先”，并详细列出辖区内应迁徙家族的名单基本与朝廷名录吻合和“初步动员情况”，看上去积极得很。

　　然而，在那些不为人知的茶室密谈、后衙夜话，以及某些只有极少数心腹才能进入的私密账房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茂公，北边风声紧，咱们那些厂子、船队，真就这么搬了？那可是几代人的心血啊！”

　　一个与张茂才同宗、经营着数条近海和内河航运的族弟，在密室里焦急地搓着手。

　　张茂才慢条斯理地品着功夫茶，眼皮都没抬。

　　“急什么？朝廷的诏令，自然要听，名单上的，一家不少，都报上去了嘛，该做的‘动员’、‘劝导’，咱们也都做了。至于他们搬不搬，怎么搬，那是他们的事，朝廷又没让我这个知府，去替他们拆机器、押运金银。”

　　“可......可里长那边，还有那个什么复社，盯得紧啊！听说北方已经动真格的了，不搬的就......”

　　“北方是北方，广州是广州。”

　　张茂才放下茶杯，拿起一把精致的紫砂壶，缓缓注入开水，蒸汽氤氲了他的脸，声音也带着一丝飘忽。

　　“天高皇帝远，海阔水路杂，朝廷要的是‘迁徙’这个结果，要的是把那些可能生乱的‘大鲶鱼’赶到北边的池子里去，至于这些鱼，是整条游过去，还是留点鱼籽、鱼苗在原地的池子里......只要不明显，不闹出大动静，上面未必有精力细究，毕竟，咱们广州，每年上缴的税钱，可是这个数。”

　　他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

　　“朝廷，也要吃饭的嘛。”

　　在他的默许甚至暗中指点下，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模式在广州许多迁徙家族中悄然流行。

　　庞大的、引人注目的核心产业和总号，依照朝廷要求，开始不紧不慢地“准备搬迁”，做出各种姿态。

　　但同时，大量真正值钱、具有核心技术或稳定客户关系的“分号”、“办事处”、“研发工坊”、“秘密货栈”，却以“独立核算”、“特许经营”、“代工合作”等种种名义被剥离出来，更换名称和表面上的控制人，有的是家族旁支、有的是亲信伙计，甚至有的是名义上的“合伙人”，继续留在了广州及周边城镇，利用原有的供应链和人脉网络，悄无声息地运转、盈利。

　　张茂才的府衙，对这些“分号”的注册、年检、甚至一些小麻烦的“协调”，都给予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便利”。

　　当然，这种“便利”并非无偿，源源不断的“年敬”、“茶敬”、“车马费”，也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流入了张府的后宅。

　　张茂才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既能应付朝廷，又能保住地方税源，还能让那些家族感念其“维护之情”，巩固自己在岭南官商两界的地位。

　　这是一笔在他看来稳赚不赔的买卖。

　　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早已成了西山那张无形大网中，一个被重点标记的“节点”。

　　一支由青年复社总部直接派遣、成员来自天南地北、互不相识的“特别经济情况暗访组”，已经以南洋归侨商人、内地采购商、甚至欧罗巴某小企业的代理人等各种身份潜入广州数月。

　　他们不查账本，不盯码头，专门混迹于各种高级茶楼、私人会所、甚至隐秘的风月场所，用带着不同口音的官话、粤语、甚至欧罗巴语，与各色人物攀谈、交际，敏锐地捕捉着每一丝异常的气息。

　　张茂才那位经营航运的族弟，在一次酒后向“新结识”的、自称来自淡马锡、有意投资内河运输的“陈老板”吐露苦水，抱怨迁徙令的“不近人情”，并隐隐透露出“好在知府大人体恤，尚有转圜余地”。

　　陈老板本就是复社调查的成员，当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诚意”，经过数次“加深了解”和“利益勾画”，最终，在一处极其隐秘的私人水榭中，“陈老板”以“需要向海外家族说明投资安全保障”为由，恳请族弟引荐，能与体恤商民的张知府当面聆听教诲。

　　或许是“陈老板”出手阔绰，或许是族弟急于为家族留存的产业寻找新的靠山和资金，一番运作后，张茂才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于自己一处别业中，接见了这位“背景深厚”的“南洋巨贾”。

　　会面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张茂才依旧打着官腔，强调朝廷法令。

　　而“陈老板”则巧妙地将话题引向“具体操作中的困难”和“地方长官的酌情权”。

　　几杯陈年花雕下肚，在“陈老板”承诺的“巨额投资”和“疏通京师关系”的诱惑下，张茂才的警惕渐渐放松，话语也多了起来。

　　“......朝廷的法令，自然要遵行，不过，法理不外乎人情嘛，有些产业，根植本地，骤然北迁，如同无根之木，岂能存活？反而损了税源，苦了百姓。”

　　“本府身为地方父母，总要为一方生计着想......适度变通，保留些元气，以图将来，也是为朝廷保存实力嘛，只要面上过得去，不公然违抗，有些事......可斟酌。”

　　他甚至暗示了几种“操作”手法，比如“分号独立”、“技术入股”、“代持代管”，并暗示自己可以“提供必要的方便”。

　　他并不知道，“陈老板”随身携带的一个看似普通的手提箱夹层里，一台由天工院最新研制、体积缩小但效果尚可的钢丝录音机，正在极其缓慢地转动。

第948章 最后一把火

　　录音机将他每一句压低声音的“体己话”和“操作指南”，清晰地记录在细密的钢丝上。

　　物证到手，暗访组立刻撤离。

　　录音被以最高保密等级，连同详细报告，直送西山。

　　彼时，魏昶君刚刚经历了一场小规模的晕眩，精神不济，靠在躺椅上。

　　他听完赵铁鹰的简短汇报，又看了几眼庭审记录中张茂才的辩词。

　　当看到“为保地方税源”几个字时，他闭了闭眼，胸口微微起伏。

　　然后，他伸出颤抖的手。

　　赵铁鹰立刻递上纸笔。

　　魏昶君的手抖得厉害，笔尖悬在纸面许久，墨汁几乎要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