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8节
“难不成,苏联人胆大到扣留主席?”朱老总疑惑的说道,只是这种想法,他自己都觉得不可能。现下的中国是弱,但主席堂堂五亿人口大国的领袖,苏联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干这种事情吗?
这个问题讨论着就过了一个小时,最后商讨出了几个决定:
第一、由于主席坚持访苏,因此其行程不变,无论多难,都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将中苏同盟条约谈下来;第二、中苏谈判时间如此久,这超出了主席原定的访问行程和时间,而谈判总理专业,因此总理将随行出访。
第三、中国与沙俄及苏联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应一概废除;第四、中国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对苏联进行任何退让。
主席说道:“这个事就这样定下来了。我们继续讨论第二项,明年朝鲜战争就会爆发,这对新中国的建设极为不利,而这场战争打了多久,未来的信息没有揭示,估计要打好几年。”
这时,一般的克农举起了手,主席说道:“有话就讲。”
克农站了起来,说道:“此前有一条消息说,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从这里推测,战事可能打了两到三年。”
总理稍加思考,便说道:“嗯,克农的这个分析有道理,战争期间,我国不太可能进行正常的国家规划与建设,特别是抗美援朝时期,仅牺牲就有19万多,其出兵兵力应当超出一百五十万,以我国现有国力来对抗美国,需要投入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力量。”
“就按三年算。”主席说道:“1950至1953年,我看这个时间是较为合理的。”
少琪说道:“到时派谁去朝鲜指挥呢?”
主席没有说话,而是看向了总理,就见总理说道:“从未来信息看,最终老彭去了朝鲜。”
“老彭指挥倒是没有问题。”朱老总也表示了认可。
可接下来总理却是说道:“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似乎并不那么顺利。”
老总和少琪看向了他,期待给予解释,总理便也没有再遮掩,说道:“主席一开始点的是粟玉,不过他在青岛养病,而且似乎也有些不大情愿,后来想让林标去,不过林同志不赞同出兵朝鲜,且当时大部分人都不赞同出兵。”
“关于这场战争。”总理说道:“未来的百姓说,这是‘立国之战’,其价值和意义非凡,不仅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打胜以后,苏联对我国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援助。就从这点看,这场仗是非打不可了。”
主席接过话说道:“这场仗,我们是真的不想打,但斯大林逼着我们打,他与朝鲜的金日诚将什么事情都谈好了,可却一直瞒着我们,所以我国是被迫拖下水的,这是逼我们向苏联交投名状啊。”
“原来中间还有这么多的事。”朱老总思索道:“既然不得不打,最终还打赢了,那么我们就打,起码这个问题在书记处已经不是阻碍了。”
迎着朱老总看过来的目光,少琪重重将头一点:“若朝鲜战争真的爆发,我赞同出兵。”
主席笑道:“好了,这个事情解决了,那就谈第三项吧。”
就在主席续起烟,准备开口谈下一个事务时,克农再次举起了手,其实书记处会议,他是没资格发言的,不过主席见克农手里握着无线电话,似是焦急的表情,便笑道:“克农,这是发现了什么啊。”
克农刷的一下站了起来,急语道:“有发现,关于主席出访苏联的。”
“嗷,快读一读。”主席说道。
克农低头看向手机朗读了起来:“苏联从头到尾就不是啥好东西,伟人为啥一生只出访了苏联?我想说的是,伟人在苏联那段日子可不好过,一度处于半囚、半客的状态。最后还是国际舆论太大,斯大林不得不站出来解释。”
“下一条。”克农读道:“谈判同样一波三折,斯大林以废除与老蒋的旧条约会改变《雅尔塔协定》的借口拖延,斯大林想要的是中国完全屈服于苏联,可伟人是啥性格?怎么可能会答应,所以斯大林便对伟人极度冷落,访问前两周,完全就被丢到了一边。”
克农继续读道:“这个我了解一些,谈判不是教员所擅长的,后来一直僵持不得不将周公叫到了莫斯科,而后双方展开了拉据谈判。”
“听说教员很愤怒,他在大林子安排的那个囚笼里对着苏联联络官员大骂,说每天就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
“苏联人也真是恶心,知道教员用不惯马桶,还非搞了个马桶,分明就是故意刁难,最后还是我们的人过去改造了一番。”
“12月16日,教员刚到莫斯科,大林子就给了一个下马威,他责问,为什么占领南京后一个月才进攻上海,教员回答说,上海粮食短缺严重,早拿下来,就要解决六百万人吃饭的问题,而大林子是怎么说的?他说教员是农民思想。”
“大林子,完全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想通过这种方式,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进行指责,好显示他是共产世界的权威,这是一种心理战术。”
“哎,伟人那时真憋屈啊。不当孙子求人不行,当孙子又要损失国格,损失国家和民族利益,真特么的难搞。”
“伟人还是很刚的好不好,换成另一个人,比如修养或者周东林,估计就把国家给卖了,绝比要给苏联当狗。”
“其实我觉得教员那时挺危险的,斯拉夫人可不是啥好玩意,如果把教员给弄了,扶植修养上台,从此就可以开启亚洲养狗模式了。”
“苏联人敢吗?另外别特么乱说,修养是有一些问题,可这种为了黑而黑就太过分了,从始至终修养也没有卖过国。我知道你要说啥,可实际情况是,党内的旅欧派基本没了,教员领导的本土派实力不低,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亲苏派,可修养也不是亲苏派啊。”
“有传言说,49年高冈认为东北可以划给苏联管,这样发展会更好,当时修养就大怒,批评他这种论调是叛国,从这里看修养不存在亲苏一说,不能因为他与教员在路线和理念上有所不同,就说他亲苏,这种事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党内亲苏派一度也不得了啊。”
“国朝初那会为了从苏联搞援助,确实在意识形态领域放松了警惕,以为同信仰阵营就不会有意识形态入侵。”
“高冈这人亲苏没得洗,当年教员一度想培养他将来接班,还好这货把自己作死了,否则咱们就真成苏联的狗了。”
“那时对苏联的本质认识,其实并不多,以至于156项工业援助期间,我国的文化、教育、艺术、政府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到处都是苏联人,而且还由他们指导工作。”
“电影按苏联的指导拍、舞蹈按苏联的编排、大量文化、文艺工作者等到苏联留学,全国都在苏化,那时真的十分危险。”
“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还是教员,中苏为啥要翻脸,我看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只能说以教员为代表的本土派对这个国家,这个文明还有一些意识,而旅欧与亲苏派,一个崇资、一个崇苏,他们上台,五千年文明怕是就此断绝了。”
“最搞笑的是建国后,还有人喊着要废除汉字,最后搞了个罗马拼音出来,后来还发生了废除中医事件,教员大怒直接将卫生部的两个官员给撤职了,本土派中人都这样,想想看,如果另两派上台,中国以后怕就真的只剩一个名字了。”
“哎,认知都有一个过程啊。”
“罪魁祸首就是满清,把中国祸祸的太惨了,以至于那时的国人普遍认为,中国落后就是因为五千年文明的一切都落后,恨不得将祖宗的坟都给刨了,而后新文化运动,崇尚一力西化,新中国建立后,这群基于新文化运动出来革命成功的人,大多数依旧是这种认知。”
“正本清源很重要,可是本朝在这件事上,做得不能说差劲,只能说十分垃圾!”
“你指望周东林搞正本清源?别忘了,建国后长期批大汉主义,而他内心里是亲美的或者说亲西方的,相信西方那一套。”
“越聊越难受,驱除鞑虏完成了,可恢复中华的工作迟滞了半个多世纪,我说本朝文化建设就是一坨答辩,谁赞成,谁反对?!”
“赞成,就是一坨大便!”“赞成!”“赞成!”
“不是迟滞了半个世纪,而是迟滞了一个世纪。辛亥革命后,这方面工作根本就没有做好吧,过去一百年,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一百年,只到现在才回过神来,可是那班子西方中心论的徒子徒孙早已是既得利益集团,掌控着全国文教,起码还要一两代人才能解决。”
“00后基本不信他们那套了,等这班玩意滚蛋后,新生代上来,形势会改变。”
“关于这个话题,我有一些话讲,其实本朝与明朝开国极其相似,都是农民革命出生,开国后的许多政策其实与明朝差不多,而犯的一些错误也相似,比如在商业方面。”
“老朱认为商人就是蛀虫,所以打击商人、商业;本朝也一样,认为商人是剥削阶级,要一力整死,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还是缺乏对经济的常识性理解啊,工、商两业是相辅相承的。”
“其次就是文化领域,其实开国大典上就出现了汉服,后来诸多电影,比如刘三姐等,对于汉服的还原可以说是下了大功夫的,甚至到了72年,在江清的主导下,还搞了现代汉服,这可以被认为是正本清源的开始。”
“然而,一改开,旅欧派笑贫上台,西方中心论又回来了,这场并不显眼,甚至相当艰难的文化复兴、正本清源的开篇工作就此停滞,一停就是二十多年,这些过往历史暂且不表,就谈谈恢复中华这个宏大命题。”
“我认为,开国后,从上到下都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马冽这套东西,它来中国究竟是干什么的?它是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华文明的延续而存在的工具,还是为了‘改造’这个文明,觉得自己是主,中华是次。”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他们认为马冽是主,本土是次,只有这样才能说得通今天这种局面。”
“一个事实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是这种认识,于是问题就来了。我赢了,那是因为我这套理论先进,你输了证明‘孔孟’(中华本土文化)全是垃圾,现在归我管理,你落后我要改造你。看看,明明可以‘恢复中华’当正统,偏偏把自己搞成一个外来思想‘征服者’,当真是糟糕。”
“我靠,怪不得民国那班文人普遍认同‘赤祸论’,原来根源在这里。”
“是吧,所以我说啊,国朝的文化工作真的很糟糕。马冽和资本两套主义,不都是来自西方么,可为啥民国文人对民国的那套资本主义却没有那么反对?认定咱们这套就是‘赤祸’?”
“看看66年文革发生后,两岸的不同方式就知道了,大陆在疯狂的摧毁本土文化,要砸烂一切,就连炎帝陵都被挖坟鞭尸,海内外华人心都凉了,老蒋更是被气得差点原地爆炸,接着就在台湾搞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本来咱们开国了,中华文化回归,中华正统也就回来了,可以说名正言顺,谁也没话说。结果这么一搞,周边的越南、朝鲜、韩国立马认识到,这特么的不是中华,他们依旧是中华继承人,三国都认定自己是‘小中华’,这种认知一直持续至今。”
“韩国确实至今都还在使用崇祯纪年,而且每年都有官方祭祀,今年的第384年祭祀视频发给你们看看,现在连中国的衣冠、礼仪都堂而皇之的抢过去,还名正言顺的用。”
“别人就觉得,你都没有正本清源,文化、礼仪、衣冠都没有真正恢复,没有传承,就不是真中华,只是像满清一样的中国征服者,咱们大韩民国,咱们越南才是中华文化继承人,是正宗,所以在他们的思维认知里,凭什么不能用?”
“问题就在这里。南京解放后,有没有官方组织去祭祀明孝陵?没有吧,你看文化正统这方面是一点意识都没有,觉得马列包打一切,只到第五代领导集体,终于意识到有问题了,于是提出‘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注意一下啊,看清楚,是谁和谁结合,先后顺序这很重要,终于分清主次了。可只到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反应当真是迟钝,足足晚了一个甲子,所以说本朝文化建设垃圾,大家没意见吧。”
“那时大多数干部都是一群泥腿子,没办法啊,没那么深的见识。”
“民国遗留下来的文人,建国初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成了旧文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大梦一场 说的那样,这个核心的问题没搞清楚,文化建设从根子上就走歪了,当真是一场灾难。”
“国初那会,要是把这个问题摆出来,进行大讨论,也许能讨论出点不一样的出来。”
“@铁牛,别说,要是解放南京那会,我共组织一下全国文化界人士跑一趟明孝陵,不说祭祀,就是找个由头去逛一下,别的不敢说,天下文人之心,收之七八,只要后面再处置正确,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文化精英阶层集体沦陷了。”
“那群读书人看得清楚明白,你搞的是啥,那怕表面上不说,可却在心里给你打上一个‘非正统、征服者’的印记,这种心里即便后来强行‘改造’也是改不了的,文化界烂透不是很正常么。”
“意识形态领域,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因此当下的文化界、史学界、教育界、文艺界西方中心论横行,徒子徒孙遍及,集体给西方当狗,领狗粮,当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理科铸骨已成,天下第一;文科当真是拉胯,我辈文科生皆是罪人。”
主席打断了克农继续读下去,抽着烟说道:“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啊。”
总理叹道:“未来人民群众的交流给了我很大启发,特别在文化战线上的许多工作,确实在此前是没有意识到的。”
少琪说道:“马冽与中华的关系,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这是两个非常宏大的命题,值得认真研究。”
朱老总也是同样看法,而主席则说道:“足可谓振聋发聩,这两个问题要花大力气认真的研究。”说着便看向了总理:“蒽来,抽个时间找郭末若同志聊一下,让他先与文化界接触接触,聊聊看法,将来有条件了,这两项工作都要当成大工程来干。”
总理点头道:“好,我会尽快安排。”
少琪则思索着说道:“党的理论研究方面,也许能就此获得突破。”
朱老总赞同道:“那个马冽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点,我看就非常值得研究。”
主席说道:“共产与大同在理念上相近,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嵌入契机,今后要多研究也许还能找到更多的相似之处。”
三位领袖均赞同主席的观点。不得不说,思想在于交流,哪怕是未来聊天群中,那些群友在理论上只是半桶水,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领袖们通过这些交流,发现了存在问题,看到了发展趋势,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第9章 分析
克农单独坐到了另一张桌旁,他现下的工作就是收集群里的聊天信息,而四位书记依旧在讨论着重要议题,就见主席说道:“第三项便是关于国内经济建设的问题,这涉及到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更是国民经济体制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1949年4月,天津解放,无论是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是干部、战士都对资本家有着巨大的敌视,一些干部更是认为,与资本家接触那就是立场不坚定。
要知道,天津更是标准的工业城市,仅各类生产型工厂就有上万家,各类商业企业、店铺三万余家,他们的存在保障了城市的基本生活物资、经济就业稳定,然而自天津军管会成立以后的几个月中,天津的工商业界根本就没人理,没人找他们,也没人帮他们解决问题。
《天津日报》更是天天在宣传工人好,资本家如何恶劣,天津军管会的这种行为,无疑让这座城市的工商业界感到绝望,一时间消极情绪充斥,大量工商界人士准备关门或是跑道,造成天津和北京两地上百万的居民没了着落,形势十分严峻。
在此情形之下,主席委托少琪前往天津视察,少琪到天津以后,一边与工人代表座谈,一边与工商业界人士座谈,了解他们的面临的情况。
天津工商业界人士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我党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表述中,共有三种成分,分别是‘国营经济’、‘合作社小农经济’、‘小和中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唯独没有大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是,这个工商业界大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是不敢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因为按我党政策,一切剥削者都要被消灭,就是字面意思,特别是有苏联珠玉再前,资本剥削者那是要打靶。
时,天津久大盐业公司李烛尘、东亚企业股分公司宋柒卿就问少琪,说:“我们现在不是大的,再过两年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没有我们的份。”他们担心自己做大了后工厂会被没收。
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支,他有一儿一女都是我党党员,他说:“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我想做‘工业救国’。现在有三个工厂,还要开第四个,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工厂开得越多,剥削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清算起来就该枪毙了。”
他们不仅顾虑重重,不知道出路在哪里,而且还感到十分的恐惧,只因此前一些事情,他们也都是了解的,就比如1945年收复张家口时,当时就有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到处乱抓人,乱买东西。
1947年这一幕在石家庄同样发生,而且性质更加恶劣,一些干部不待上级命令,私自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了直接对私人开抢,还鼓动贫民到城里去抢,上级收到情况后十分震怒,一声令下实行戒严,并且枪毙了几个违反组织纪律和军法的才平息了下来。
48年4月,薄专门就此事给中央写了报告,这说明当时这种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他在报告中十分严肃的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利益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中央就这些情况做出了新的指示:‘…像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乱抓乱碰’,认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在现代经济中占第二位’,‘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同时也认为‘不限制是错误的’‘消灭掉是也是错误的’。
若要说中央的指示够不够明确,自然是够的,可问题是在理解水平并不高,又缺乏经济常识的军管会干部看来,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把握尺度,而在过去一贯以来‘消灭资本主义’的长期宣传下,干部们达成了默契,既然怎么做都不对,那就干脆不理他们,这样就不犯错了。
面对严峻的情形,少琪不仅在天津,而且当年五月的青年代表大会以及北京干部等会议上,都发表了那段著名的‘剥削有功论’,其原意是想讲,在当前这种形势下,还不能直接将资本家及资产阶级全部消灭了,为了迅速恢复百姓的生计,为了百姓,资本的‘剥削有功’。
但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党的顶层政治人物,哪怕这种话是务实的,是为了解决当前的困难,而他也不应该这样说。
或者换句话说,可以正视当前恢复、稳定国民经济、居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与现阶段剥削继续存在的事实,而不应当说‘剥削有功’,剥削就是剥削,不存在有功一说。
他的这番发言不严谨,也确实给后来的自己找了麻烦,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冈倒刘时,就拿出了他的这段论调对其进行猛烈批判,当时支持刘的就是笑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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