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69节

　　如果当初真的这样说，也那样做，那么革命极有可能不会成功，原因也很简单，对于农民来说，我把命交给你，你把地分给我，这是一笔公平的买卖，现在我把命交给你，你却把我命换来的土地，说成是国家的，这特么不是糊弄人么？都归了朝廷，我还革什么命？

　　哪怕你嘴巴说干了，不停的解释国家属于人民，朝廷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些土地归了国家，就是归了人民，那么结果依然是球用没有。这天下，不是只有你朝廷会算账，老百姓也会算，别把老百姓当傻子，几千年了，哪个朝廷不是在喊，为了天下黎庶？

　　然而，人民被历史反复教育了几千年了，于是他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经验，你不给我土地，你就是在说屁话。何况，古代又不是没有官田，那些官田农民同样种了几千年，可结果又如何？该压榨照样压榨，不仅一点没少，反而会更多。

　　更为致命的是，因为是官田，其农业生产与保障，完全依赖朝廷的投入，朝廷若没有拨款，若未经朝廷同意，承租官田的佃户，连特么一条水沟都修不了！

　　原因何在？因为那里的一切都归朝廷，敢私动，打几十板子，枷几个月都是轻的，若是因此犯事，朝廷把田一收，那全家都得饿死。

　　地方政府，因为是官田（国有），他们无法从中得到实行利益，自然也就不会上心，没人管，官田很快就废了，接着就变成了私田，哪怕不会变成私田，也只会成为一片荒草，就算不如此，官田同样会成为黑心官员中饱私囊，贪污之利器。

　　所以土地这事儿，真不是一个简单之事，搞得好了，朝廷能稳定，搞得不好，就是天下翻覆。

　　如此一来，问题又来了，土地全面国有行不通，私有制死路一条，那么又该怎么搞？不得不说，集体土地制度，确实是一个伟大创举。

　　原本的大地主，随随便便就可以掌握几十万亩田地，而集体土地制度之下，这种情况就完全不存在了，因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于集体，并且禁止土地流转的。

　　集体之下，农民拥有土地的永久经营使用权，而使用权可以出让，但是需要变成国有土地才行，但不能改变土地公有性质，并且经营权出让，需要经过集体同意，且优先出让给本集体内，这一整套组合拳下来，几乎把地主出现之路，完全堵死了。

　　铁托和主席一起走进了红星合作社的蔬菜大棚里，这种种植模式在西方当然不新鲜，关键就在于这种合作模式上，经过主席的介绍，铁托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农业经济作物种植，是中国农业政策的新举措，旨在改变过去中国农村单一主粮收益的旧有模式，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主席说道。

　　铁托俯下身看了看绿油油的蔬菜，而后起身问道：“这种合作社所产生的利润是如何分配的呢？”

　　主席回道：“农村经济作物种植所产生的利润，除按规划上缴国家之外，由集体按照公平分配的原则，以家庭为单位，实行公平分配。”

　　主席招手将王支书喊了过来，问道：“去年这座大棚的利润如何？你们是怎么分的？”

　　王支书回道：“去年，大棚种植除上缴国家、扣除来年经营所需和公共教育、孤寡照应的外，一共结余了126574.72元利润。按照国家政策，大棚种植的所有管理人员，收入不得超过总收入的20%，个人不得超过10%的规定，大棚经营负责人员是按18%分的，剩下利润为101260元。”

　　“我们合作社现有1127户，按家庭为单位，不分人口多少，每户分得八十九块，八毛四分。”说完，王支书又指向了大棚外，说道：“我们村还有两家集体工厂，一个养殖厂，去年每户平均分得约325元。”

　　铁托问道：“请问支书同志，你们合作社的农业收入是如何分的？”

　　王支书思考着，一旁的南苑区书记，看向他说道：“据实回答，是什么就说什么。”

　　王支书抬起头说道：“除了合作社的集体收入公平分配外，其余的收入归于各家各户，具体收多少，那要看自家田地的产出有多少了，种的粮食越多，自家赚到钱就越多。”

　　“不是平均分配？”铁托想确定一下。

　　王支书摇头道：“早就不平均分配了，集体农庄那会儿，是到年底一起分，那时候就看工分和家里人口的，谁家劳力多，工分拿得高，分得就多，不过现在都家庭联产承包了，赚的就归各家。”

　　主席接过话向铁托说道：“现在中国农民的家庭收入，实行的是自由分配，不过农业产出，依旧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家庭的整的收入还不是很高。”

　　经过一番了解，铁托基本上将中国有农村集体新体制搞明白了，这是一个由集体、个体、私营三方共同组成的农业新经济模式。集体的归集体经营，而利润平均分给所有人，个体和私营除上缴国家的外（地方按规定截流一部分），其余全部归于个人家庭自由支配。

　　这套体制，确实与南斯拉夫不同。一九五三年，南斯拉夫废除集体农庄后，八成的土地归于了农民，实行的是私有制，由政府成立合作社，引导农民合作，四年下来，南斯拉夫的农村经济确实稳住了，而且向好发展，但若论起合理性，铁托发现中国的制度，似乎更合理。

　　中国的这套制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既保证了集体利益，又引导和发挥出了个体利益，由政府引导出政策，支持搞合作社经济，有了利益大家公平分配，基本盘就此稳住了，而个本和私营又能自由创造收益，这样整个农村地区的经济就盘活了。

　　不得不说，铁托确实把中国的集体体制看懂了，这种三方兼顾的政策，相比南斯拉夫现有的农业体制和政策更合理，唯一的问题是，这种合作社经济，必须要有政府具有高度执行力，否则根本无法说服农民，从口袋里掏钱，毕竟这也是一种投资，是投资就有风险。

　　干好了，有了利润，大家一想分，干坏了，同样由集体一起承担。除此之外，就是分配权的问题，谁掌握了分配权，那才是关键，他一度认为，这是整套制度的最大漏洞，集体来搞，那不贪污腐败横行才怪。

　　于是，铁托向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主席也很坦然的说道：“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制度上进行了一定的制度预防设计。我们把官与商分开，村干部不得参与合作社工厂的经营和分配，而是成立村民股东委员会，由全体村民来投票选择经营负责人。”

　　“这个经营负责人，负责组建经营团队，其在一定的收入比例内，个人年利润为配不得超过10%，但合作社工厂的利润达到一个较高比例时，这个分配的比例就会下降。比如十万以内，能分到10%；30万就降到7%；100万降到5%。”

　　铁托问道：“这个收入已经非常高了，经营负责人还能与股份分红吗？”

　　主席点头道：“具体是否参与，这要看股东委员会与其签订的合同聘用协议来规定，因为经营负责人，不一定是合作社内的人，也可能是外地人，因此需要双方协商确定。”

　　铁托同是点头道：“采用的是聘用制。”

　　“就是这个方法。”主席说道：“一些工厂，本村人并不一定有那个能力来经营，那么就需要从外地找来，而股东委员会则是合作社工厂的最高决策机构，经营负责人的一切行为都需要向他们负责。”

　　一旁的吉拉斯说道：“类似自由经济世界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主席笑着看向他说道：“确有类似之处，但还是有些不同的，职业经理人很有可能捞一笔就走，至于企业是不是倒了，全凭个人职业素养，而我国的合作社工商业，是有地方政府集体资产管理局来管辖的，政府会进行必要审计，敢乱来是要坐牢的。”

　　“那么，这合作社的工厂，究竟算是政府在管，还是集体在管？”铁托听得有些迷糊了。

　　主席回道：“政府只负责资产管理、监督工作，基本经营是不管的，基于这一规定，我国实则在合作社经济上，实行的是政企分开的措施。政府搞不好企业的管理，这个事情，还是要交给企业自身来完成。”

　　“政企分开。”铁托摸了摸下巴，他发现这又是中国的一个政策创举，因为时下的工人自治制度，企业实际上的权力下放到了基层，工人可以决定企业一切，表面上看，这与中国的股东委员会很相似，但是政府对其介入，却又不如中国。

　　直白一点说，南斯拉夫现在的这套制度，实则就是脚重头轻，但铁托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一直到这次中国访问之行，他在中国看到了另一种操作模式。

　　股东委员会并不参与日常经营，这些活动全交给了经营负责人，也就是类似西方的职业经理人，而股东委员会只进行重大决策，但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下，工人既是管理者，又特么是实际生产者，权责完全没有分开，这也是这套制度最终完崩的最直接原因。

　　而主席在与他的交谈中，就明确的指出了这点，主席说：“权责要分，政企也要分开，既当裁判又当球员，这是不行的。”

　　听完这句话的铁托，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他发现自己创的那套制度，似乎并不那么完美，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

第218章 农业农村

　　中国现下的农村，当然不可能都如红星合作社这般，而这里更多是一个示范，同时也是一个展示性的地方，就比如红星合作社里的近三十亩大棚，当下中国99.99%的农村都建不起，

　　所以它是新集体体制下，中国未来农村的发展方向。

　　作为南斯拉夫国家元首，铁托自然明白这一点，但这里所展示出来的中国体制，确实与他来中国前，所想象的中国农村农业和南斯拉夫本国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九五三年，南斯拉夫集体农庄废除以后，除极少数国有农场外，都恢复了私有制。农村山林是私人的，土地也是私人的，基本上没有了，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体制，包括福利保障则完全依赖政府支出，农民可以自由退社，而合作社经济也从生产，转向了供销与服务。

　　中国的合作社经济，开展不过三年多时间，客观的说，尚处于起步阶段，但铁托发现，中国所构建的合作社经济形式，既不同于南斯拉夫的完全自愿结合，也不同于苏联的强迫推行，更不同于西欧的合作社，而是一种完全由中国独创的合作社经济模式。

　　中国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制度上度，它并不是如苏联那样的经济体制，而是一种组织形式。体制与形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由组织形式和制度形成的统一体，属于系统性；而后者则是基于体制或制度下，形成的一种方式，属于结构性。

　　结构上，它由苏联的单一生产、供销模式，演变成了由生产、加工、销售、信贷、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元结构。因此，它并不是把基础农产品生产出来就完事了，而是同时还提供基础的农产品加工、销售和服务等，虽然它很原始，但它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并且，中国农村经济的总体构成形式上也与南斯拉夫和苏联不同，除合作社经济外，同时还属于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混合制经济。

　　而中国的这种模式与西欧的荷、法、意、丹麦的合作社经济也不同，西欧采取的是基于资本农业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资本合作，这种合作模式，最终的走向是农业领域的垄断，而中国则用制度下的合作社经济组织形式，保障了公共利益，主动打破了这种垄断。

　　主席就对铁托讲述了其中的原由，他说道：“社会主义国家在搞合作社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搞，各国采取的组织形也都不同，而中国则同样构建了，基于本国国情的合作社经济模式，它既要防止资本垄断，危害公共利益，又要防止这种组织形式在制度或结构上出现教条。”

　　铁托看了这么久，已是看出了不少道道，他说道：“中国创造的这种合作社经济模式，更像是一个混合了多种经济形式所形成的模式。”

　　主席坦然的点头道：“您的总结很到位，它确实是一种混合制经济模式。其中合作社经济是基础，占据主导地位，个体和私营则围绕它展开。前者保根本，保基础公共利益；后者促进步，促发展，防止合作社经济走向教条。”

　　铁托若有所思的问道：“若要防止一种经济体制走向教条，那么就需要引进竞争体制，您是否在中国的合作社经济中，加入了这种设置？”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提问，因为在现有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下，竞争是不存在的，那是自由经济的标致，因而谁敢搞竞争，那就是‘修正主义’。

　　只见，主席给铁托递了一支烟，而后又点上，一连吸了两口，才正式的回道：“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反对社会主义否定价值规律的。”

　　铁托吸着烟，微微点头，而主席则又说道：“马克思在提出‘劳动二重性学说’时，重点分析了价值规律，而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学说时也认为，‘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这说明价值规律是一直存在的。”

　　“关于价值规律，一是来自于劳动必要时间与社会总需求量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二是基于价值量的等价交换，从而确定价格；但无论哪一种，其内部都是存在一定竞争关系的。”

　　“就以‘劳动二重性学说’来说，劳动必要时间少的，生产效率就高，生产成本低，价格自然就会低，而相反的则成本就高，二者之间事实上形成了竞争关系。就个人看法，我们不能因为国有工厂主导了生产，就否定其存在竞争，因为这个系统内部本身也存在竞争。”

　　铁托听得一愣，这种观点还真是第一次听到，但是主席的观点，在逻辑上确实是自洽的，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就拿计划主导下的生产来说，表面看似没有竞争，实则不同的生产单位内部，因为生产效率等的不同，竞争是事实存在的；而同一生产单位，各部门内部，同样存在竞争，比如谁的设计比谁更优秀，谁的方法比谁更能提高生产效率，事实竞争同样存在。

　　但苏联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计划体制）的理解中，他们既否定外部竞争，同时也否定内部竞争，一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国有企业法》出台，才有限承认了‘事实性竞争’的存在。

　　苏联之所以不承认‘竞争’存在，它自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苏联认为：国家一年生产多少，是由计委指标确定的，而后分配到了各个企业进行生产并完成任务，这怎么会有竞争呢？但苏联人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生产总量不等于单位量，也不等于种类，其中就有竞争。

　　比如，苏联计委年度计划生产一百万量汽车，这批指标分配到了各工厂，其中某厂分配到了三十万辆的指标，这是一个生产总量。

　　可是某型号的汽车（单位量），由于企业规模、产线等原因，其分配生产量只有一万辆，而另一家工厂由于规模大，产线先进，分配到了十万辆，那么问题来了，都是生产同一型号汽车，两家工厂成本一样吗？显然是不一样的！

　　再比如，甲乙两家企业都生产衬衫，按计委指标，都要生产一百万件，但甲企业的人头脑灵活，发现新花色更好卖，于是就搞出了某种新花色，结果服装大卖，而乙企业按传统要求生产，结果导致产品积压。

　　这两家是不是存在了事实上的竞争？然而，苏联就是拒绝认定，存在这种竞争。不承认竞争也就罢了，还强行规定价值。乌克兰的小麦、铁矿；哈萨克斯坦的铜；乌兹别克的棉花；阿塞拜疆的石油等等等等资源，苏联计委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根本无视价值规律。

　　这是一种长期对内的掠夺模式，哪怕一九五二年时，斯大林意识到了问题，并亲自撰文试图扭转，然而还不等真正落实他就死了，但话又说回来，即便斯大林还活着，斯大林模式下的结构性矛盾不改革，承认价值规格，尊重商品价格，也没有什么球用。

　　乌克兰、哈萨克的煤，一列列火车的往外运，可是这些煤的价格不仅极低，而且地方上得不到多少好处，更过分的是，苏联工业地区拿这些低价煤生产出来的产品，反向又高价出售到资源国，形成了二次掠夺。

　　资源地区（或加盟国），没有从本地资源开采中，获得什么好处，反而还成为了工商业品倾销地，就问谁能忍？

　　这就好比在中国，一面拼命的在山西挖煤，并以超低价强购，一面实行农庄政策，又把农民的粮食再以超低价都收上来搬走，而赚到的钱，不分给山西就算了，还不允许山西自己搞工业，反手又对山西拼命的倾销工商业品，假设这种情况发生了，就问山西人炸不炸？

　　苏联内部的这种掠夺不是一两天，也不是局部，而是系统性，长达几十年的反复掠夺。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曾经发生过，比如山西、河南都曾有深刻体会。

　　山西是煤产地，大量煤运到全国，却并没有收到多少回报，因而一度穷得一塌糊涂（类似哈萨克），而河南作为粮食产区，国家的规划里，一度是粮食保命底线，也曾穷得掉渣（类似乌克兰）。

　　东三省的人说他们是共和国长子，牺牲大，可是若看看全国，许多地方牺牲也大啊，东三省好殆还享受过几十年的荣光，可许多省份，却是穷了几十年啊。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一部分老百姓能够脱离农业生产，到别地打工了，缓和了这种矛盾，而另一面，又实行国内均衡发展，解除限制，缩小地域发展差距，进一步缓和了矛盾，否则估计也会和苏联一样，天估计也要被掀了，这真不是开玩笑的。

　　未来的发展历史和遇到的基本问题，主席心中早已熟知，所以他不仅承认价值规律，而且也认同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如果没有这些认知作为基础，也就不会允许英国人到中国来投资了。

　　显然，主席的观点，让铁托备感惊讶，倒不是说这些知识有多难理解，而是惊讶于主席的思路，十分的开明，完全不是苏联人的那种认知，铁托也因此，深刻的理解了，这些年的中国，为何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是的，中国所实行的政策，名义上用的就是‘调整’，而铁托明白，这分明就是改革，而中国不用这个词，自然也是因为不想和苏联起正面冲突，那么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也就很明确了。

　　铁托认为，中国将来必然要走上一条和南斯拉夫类似的‘市场经济’道路，而他最终肯定这种认知，就是在对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的访问过程之中确认的。

　　中国的街道上，除了那些较大的商场和政府设立的供销批发公司，一大半都是个体和私营经营的商户，因此各类招牌花样繁多，而苏联那种排队购物的情况也存在，不过基本都是从国营供销公司进行各类批发活动时才出现的场景，而个体和私营商户的经营则是自由的。

　　中国的私营商业公司大量存在，私营工厂同样大量存在，国有或公私合营银行的信贷对他们都是开放的，这无疑极大的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的商场里，货物也琳琅满目，国内外的商品，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都有，中国一点也不保守。

　　铁托完成北方的访问后，又来到南方，首站自然是上海，在这里他不仅参观了国有工厂，也参观了时下全国最大的私营企业申灯照明厂，这是一家拥有四千余人的大型私有企业，不仅铁托感觉三观被刷新了，随行的南斯拉夫官员同样如此。

　　是这家工厂有多么先进吗？当然不是的。相反的，这家工厂的水平，顶破天，也就是三十年代末的水平，因为他们生产的，还是那种煤油灯、汽油灯、甚至乙炔一类的传统照明灯具，这类工厂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没有活路了，可在中国不仅发展得很好，而且还是私营的！

　　如今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顶多完成了半工业化，全国的电力设施是十分落后的，因而传统的照明工具如油灯、蜡烛，依旧是香鋍鋍，别的不说，全国仅煤油灯一项，每年就需要一两千万盏，而这还只是国内需求。

　　亚洲、中东、非洲许多国家时下也同样落后，那里的大多数国家的工业水平，还不如中国，电力更是紧缺，因而这种传统照灯工具的市场非常之大，加之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自然也就不缺市场了。

　　不过，若是放在二三十年代，许多国家的民众，哪怕是煤油灯也是买不起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二战后，各国经济的恢复，殖民地的独立，经济都有了好转，基础工业品的需求也起来了。

　　特别是中国生产的这些落后玩意儿，不仅如今在西方的生产成本高，而且也已经淘汰，自然是看不上的，可那些不发达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又生产不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实则是在吃二次工业革命，最后的一点残羹红利，而它大概还能再吃上十年。

　　铁托来中国，当然不只是单纯来参观中国社会发展的，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达成南中两国的全面贸易协定、科技合作协定及投资合作等协议，由于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因而比起英国来，要放得开得多。

　　从此以后，两国官方和民间，可以进行直接贸易，相互投资，彼此间给予相应优惠待遇，所以这些协定和协议，都是基于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敲定的。南斯拉夫看上了中国的庞大市场，而中国则看上了南斯拉夫的中高级工商业品市场和技术。

　　比如锗晶体管，现下的南斯拉夫就生产不了，而在中国，它已经开始进行民用化普及了，所以中国给予南斯拉夫的反差是很大的，基础工业比其差得多，可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又比南斯拉夫高得多。

　　南斯拉夫不仅从中国买晶体管，而且还购买了两台15万次运算计算机，基于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国同意在半导体和计算机技术方面，保持两国的交流及一些合作。

　　南斯拉夫甚至在私底下，询问从中国购买晶体管技术，而中国也很爽快的答应了，可当中国报价以后，却是将铁托都吓了一跳，锗晶体二级管全套技术售价达八百多万美元，而三级管则高达一千一百多万美元，这个价格南斯拉夫实在是买不起。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开的这个价格，真的很良心，若现下的南斯拉夫咬咬牙买了，实则是赚的，等到平面硅晶管出来，那就不是一点钱了，要知道日本人从美国引进全套技术，花了1.2亿美元，到那时候，南斯拉夫基本没可能再发展半导体产业。

　　别说南斯拉夫，就连英法意，这些欧洲工业强国都搞不起来，原因无它，实在是投入巨大。要知道日本为了赶上半导体时代，那可是举国之力，花了七百多亿日元，才搭上了这趟车，至于最终成功，就是靠着美欧中三个世界级市场支撑起来的。

　　可若中国也在半导体领域发力，那么这个局面就将彻底改变，首先中国市场，日本想进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而欧洲市场，也将是美中日三国角逐之地，至七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电子半导体市场，实际上采取的本国保护主义政策，因而将来日本的日子预计也不会太好过。

　　铁托在中国的访问，原本计划是七天，结果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国，延长到了十二天，可以说从南到北，把中国工业、经济、农业主要地区看了个遍，而如此之长的访问时间，也让苏联和东欧各国意识到，中南两国关系，正进入全面亲密时期。

　　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