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46节

　　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上台，他根据列宁在全俄第二次会议上的观点，再次宣布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包括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也全部收回，正苏联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变成了集体农庄，而后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分粮。

　　两者看似区别不大，实则大了去了。列宁时期，土地归于国家，但农民是拥有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形象的说，整体上就是在‘单干’。然而斯大林的一刀下来，农民连土地的使用权都没有了，其成立的集体农庄，历史功绩自不必多说，而造成的不良结束也是事实。

　　时下的中国，一是基于苏联历史上土地管理的经验教训，二是中国后来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历史教训，所以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而中国与苏联土地管理的区别也就出现了。

　　苏联的土地规定为国家所有，实现了名义上的全民所有，但农民没有对土地一丝一毫的使用权，就连种植什么作物，苏联的农民都没有基本的自由权，集体农庄之下，一切都需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

　　关于苏联土地所有权管理逻辑是这样的，苏联的土地归于国有，为全民所有制，但由集体农庄召集农民集体耕作，而土地又归于国家机构管理，国家又是由苏共来领导，因此苏共代表人民的一切利益。

　　苏联人至今也没有意识到这里有什么不对，甚至对于一般人来说，还真看不出有哪里出了问题，实则苏联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党国不分’！这是非常要命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是党的领导机构，而国家的管理机构是国务院；苏联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其中的关系搞错位了。

　　国家的正常决策过程是这样的，由政治局讨论并制订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党的决策在党内实行，国家重大决策需经人代会批准，再由国务院负责落实，政治局具有对国务院的领导作用，但不直接领导国务院。

　　苏联是怎么干的？在斯大林成立中央执行团之前，苏联的一切决策出自苏共中央书记处，实则由斯大林一人说了算，而在其临终之前，他意识到权力过于集中带来的坏处，所以要求废除总书记职务，推行民主集中制，也就是成立中央执行团，把权力下放。（五人主席执行团）

　　然而，他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没有亲定好接班人，导致了党内的权力斗争，而党与国家关系处理上，斯大林和其他人一样，始终没有意识到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所以哪怕五人执行席成立了，苏联依旧是党等于国，党大于国。

　　这一点在苏联土地所有权管理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土地名义上归于全民，实则全民没有使用权，只有劳作权，而国家又归党管理，因此党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可实现真的是这样吗？事实并非如此。

　　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党不一定就代表人民利益。正确的认知应当是，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党所做工作就是实现党、国、人民之间利益的高度统一，而不是党所作所为，天然就代表人利益，这种观点也不具有天然性。

　　苏联恰恰是走向了这一逻辑误区，他们认为苏共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就是在天然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所以苏共的一切决策都是正确的，人民不许提反对意见，谁敢反对，谁就是反党反国，就是人民敌人。苏联在党国不分的这条道路上，贯穿始终从未改变。

　　如果再拿21世纪一个经典例子，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征收房产税的问题，国家的一切利益为全民所有，无论是土地还是房产，人民同时具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而对人民本身就具有的这两项权利中的使用权征税，这是典型的违宪。

　　从政府的角度（国家角度）看，政府征房产税有利于财政增长，符合国家利益，但是却损害了人民利益，所以人民反对；而党始终代表人民利益，所以正常逻辑上，党和人民在房产税的征收问题上，观点和利益都应当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房产税迟迟推不出来的原因。

　　党需要在国家和人民彼此利益上进行平衡，但这一平衡，不能突破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不能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则哪怕对于国家有利，也不能推行。因为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在损害党的利益，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

　　在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出一个房产税的政策话题，并且还有一群人在努力的推动，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么明显的违宪，违背党、国家和人民根基的政策，一堆研究马列的，他们看不出来？那么多高级知道分子，政策专家看不出来？这就很奇怪！

　　最终，还是一堆百姓在网上大声疾呼，强烈反对，这才导致房产税的话题，始终没有定论；而若有一天，这个政策真的通过了，并且开始对全民进行房产税征收，那么只能说明一点，这个国家体制，正在向资本主义体制进化，任何说辞也掩盖不了这一事实。

　　老总解释了一番中国农村新集体体制的由来，搞得米高扬很难受，因为中国的政策，正是基于与苏联土地所有制不同，而形成的新政策。

　　苏联的土地是全面国有的，是全民所有制，而中国分为国有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但同样是全民所有制，中国正在全国推行的农村新集体体制，并不没有动所有权，而是使用权。

　　问题就在于，一九二八年后的苏联农村土地不存在集体所有制，也不存在农民的独立使用权，严格的说农民连土地使用权，仅仅停留在了过去的历史档案之中，斯大林治下的农民，只拥有土地的劳作权。

　　由于中国的土地存在集体体制，所以中国进行了新集体改革（官方为避免刺激苏联，没说改革，实为改革），过去合作社时期的集体农业劳动，现在变成了家庭联产承包，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相对独立使用权。

　　何为相对，是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并不允许基本粮田和自留地，完全的自由种植，基本粮田、土地在未经国家允许的情况下，仍旧不允种植经济作物，但适当放宽了对自留地的种植限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要求后，可自主种植经济或各作作物。

　　米高扬的难受点就在于此，因为中国没有改变全民所有制这一基础，只是扩大了农民的土地自主使用权，所以当老总完整的解释之后，他一下子找不到攻击点了，于是便改变了方向。

　　米高扬说道：“但是中国农村正在推行的新集体体制，其中还包括对个体和私营的支持，这是违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是在动摇这一体制的根基。”

　　老总连忙摇头道：“米高扬同志，您对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还是了解得不够。我国目前正处在过渡时期，两个阶段的任务还未完成，而这一过程中，出现一些政策调整再所难免。何况，就中国农村经济本身而言，我国现阶段推行的是集体经济，而个体和私营仅作补充。”

　　“我无法理解这种补充。”米高扬说道：“过去几年来，中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越搞越大，我没有看到中国要实行全面国有化的进一步政策，反而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不断发展。”

　　老总回道：“全面国有化是一个目标，我国主席也说，过渡时期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也许要十年，也许要十五年，而从1953年算起，满打满算到今年也在才三年，这么短的时间，就要实现全面国有化，这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是不现实的。”

　　“但是苏联仅用四年就初步实现了，而新中国建立已经六年多了。”米高扬说道。他所指的四年，是指从1918至1921年，苏俄因为战时需要，最终实现了苏俄地区的全面国有化。

　　老总显然对此是十分了解的，他抓住米高扬观点中的漏洞反驳道：“据我了解，苏联从1928年的一五计划，一直到1936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才最终实现了全面国有化，怎么是在1921年就实现了呢？”

　　米高扬只得承认错误，说道：“那我更正一些，1921年俄罗斯共和国就实现了全面国有化，而中国过去六年，有这个时间也是可以完成的。”

　　“苏联能完成，不代表中国就能完成，每个国家的国情是不同的。”老总很耐心的解释，这是基于维护当前苏联对华援助的实际需求，而不得不做出的态度。

　　只见老总继续讲道：“十月革命之后，无论当时的苏俄，还是后来成立的伟大苏维埃联盟，其国家都有着一定数量的工业基础，而中国则是一个纯农业国，国家工业基础完全没有，但即便如此，我国还是将能做的都做了，比如实现土地全民所有制。”

　　“又比如经济方面，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间确实存在个体和私营经济，但工业和经济两方面，中国都非常薄弱，根本不可能在当下就实现全面国有，而保证一定量的个体和私营经济，这也是为了实现新建立工业的社会基本销售。”

　　米高扬并不死心，他说道：“这个销售，完全可以像苏联一样，在中国全面建立消费合作社，我看中国的供销合作社就很好，完全可以在全国推广。”

　　老总回道：“中国的供销合作社来自苏联体制，事实上，过去几年，这一体制已经推广到了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再到各市县，甚至乡镇都有供销合作社的建立，而他们的职能，就是向广大全国百姓提供一般基础工商等业产品。”

　　米高扬说道：“可是据我了解，中国的供销社也与苏联的消费合作社不同，中国的供销社主要进行一般工商业品，包括农资产品的批发与零售，实行的是‘三级分销’模式，这就是在鼓励个体和私营商业的发展。”

　　老总见米高扬处处反对，他的耐心也正一点点受到挑战，所以反问道：“中国的交通条件还很落后，很多地方山高林远、地形险峻，不通公路不通汽车，还在靠人挑、驴驮来解决。”

　　“中国地域是比苏联小一些，但是中国的地理地形比苏联复杂太多了，如果米高扬同志，觉得我说的不够真实，那么您可以到西藏、云、贵、川等等地方去看看，那里比您过去到的陕北道路还要难行，很多地方人需要紧挨崖壁通行，一个不甚，连人带货都得坠下去。”

　　老总反问道：“如果把这些地区的个体户全部消灭掉，那里人民的物资需求，如何来保障？还是说只管城市里的需求，而交通条件落后地区的人民需求就不管了？中国的党从来不这样看待问题，而是实事求是，强调国情，因地制宜，所以不能搞一刀切，用供销社取代一切。”

　　老总在与米高扬的交流中，尽量避免使用‘政府’这一称谓，因为他这次来苏联，是以中国党的代表团身份而来的。

　　双方交流到最后，米高扬其实也知道中国目前的这套搞法，实则就是大量借鉴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如果从理性的角度看，他个人并无反对意见，甚至他还向老总表达了相应的意思，可是他个人不能代表苏联。

　　现在的苏联需要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按照‘苏联模式’走，但凡有和其不一样的地方，苏联都表现得十分抗拒，苏联人认为，这是在违背苏联体制，是在挑战苏联权威，所以当米高扬，将他与老总的谈话上报苏共中央主席团后，赫鲁晓夫就再也忍不住了。

　　一九五六年正月初三，新中国政府刚刚开始新一年的工作，赫鲁晓夫就让尤金出面找到总理，表面看是来了解情况的，实则是把苏联放在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前来质疑的。尤金话里话外，始终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中国放弃现有‘调整’，全面恢复到苏联模式上来。

　　对于苏联的这个要求，中国自然不会答应，当尤金将他与总理的谈话，发回莫斯科之后，赫鲁晓夫终于毛了，他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期间，就阵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讲话上，公开不点名谈了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体制和中国正在实行农村新集体体制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讲话说道：“苏联所实行的体制是社会主义的模范体制，个别国家搞出一套与苏联不同的经济体制，认为那种体制比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还要优秀，这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某个国家正在全面推行农村新集体体制，这种农业新体制，存在违背社会主义农业集体体制路线，这种行为既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会对阵营团结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建议，这种行为应当予以自我纠正，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也是正确做法。”

　　赫鲁晓夫的发言，南斯拉夫的铁托一如既往的嗤之以鼻，不过基于当下南苏关系，双方都在尽量避免公开冲突，因此铁托暂且忍了不下。

　　可是情况传回到了中国，主席看完后，却是忍不了了，他大怒之下，亲自给中宣部下达了公开批驳的指示。

　　中苏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意识形态较量。

第187章 威逼手段

　　“主席，这是老总从莫斯科传回来的消息。”菊香书屋里，总理将一份电报译文递了过去。

　　主席见总理脸上带着严肃，不复日常笑意，便接过问道：“秘密报告的事，应该还没有出来啊，这是出了什么事。”

　　总理脸上略略生出了生气之色，回道：“19日，也就是昨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二十大会议上，就苏联国际政治议题和阵营事业发展发表了讲话，他在阵营事业发展的讲话中不点名指责了南斯拉夫和中国。”

　　“他说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是不可思议的，还说中国的农村集体体制违背了社会主义农业集体体制路线，对阵营团结造成不良影响，要求我国自我纠正，回到他所谓的‘正确轨道’上去。”

　　“你稍等，我称看下老总的报告。”主席吸着烟翻起电报认真看了起来，朱老总代表中国的党，全程参加苏共二十大，所以他的汇报十分详细，约摸三四分钟时间，主席便把报告看完了。

　　“指手画脚，什么玩意！~”主席将报告重重往桌上一搁，颇为生气的说道：“他赫鲁晓夫要搞‘三和外交’也便罢了，但他指责我国的内政建设路线是什么意思？真把苏联当老子了？”

　　主席抬起夹着烟的双指在报告上点了点，说道：“什么叫违背了社会主义农业集业体体制路线？那条规矩规定，他苏联的路线就是唯一路线？别的国家不照着干，就是违背了？什么又叫自我纠正？这是什么意思？威胁中国？我看他赫鲁晓夫是昏了头！”

　　总理说道：“赫鲁晓夫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一面想摆脱斯大林体制的影响，好实施他的改革主张；一面又禁止别的国家，实行脱离苏联模式的改革；我国搞的农村集体体制，显然与苏联接下来要实行的农业改革不同，无疑影响到了苏联的阵营权威，所以他忍不住了。”

　　主席把面前的报告一推，靠到了椅子上思索了一会，说道：“这个事情，历史上没有发生过，那是因为，曾经我们没有搞过这样的改革，一直按照苏联模式走，后来我们搞公社化，同样是集体体制，但是因为与苏联不同，所以赫鲁晓夫不赞成。”

　　总理点头道：“是这么个情况，中苏两国之所以爆发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就是在于对马列主义的不同理解上，苏联人认为他们对马列的理解，才是马列的不二真理，任何不能与苏联保持一致的，都是修正主义，中国也因此被苏联打成了‘中修’。”

　　总理随即问道：“关于赫鲁晓夫针对中国的不点名发言，我国是回应，还是无视？”

　　主席起身在房间里踱着步，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不得不认真思考。良久之后，主席猝然驻足，回过身对总理振声道：“必须要回应，如果不回应，那么就是再向阵营国家说，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路线是错误的，中国也对苏联也是俯首听命的！”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天天讲，年年讲要‘独立自主’，如何来体现？我看就是要对于这类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给予坚定的立场回应！如果这一次，我们缩了头，默认了赫鲁晓夫的指责，那么今后中国干点什么与苏联不一样的，苏联人都要来指责，那就没完没了了！”

　　总理思索着说道：“我也赞成给予回应，但是这个度要把握好，毕竟赫鲁晓夫也不公开的点名指责中国。”

　　主席吸起一口烟，说道：“那我们也就不公开点名，要对赫鲁晓夫的发言给予回应。”

　　“此事，涉及中苏两党，属于党的意识形态范畴，还涉及到两国政治问题，是否要召开一下政治局会议，至少先把党内的意见统一了。”总理提议道。

　　主席点头道：“要的，先在书记处通报一下，而后召开一下政治局会议，相关会议情况同步电报老总。”

　　当日晚，政治局常务会议召开，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公开不点名指责中国农业集体体制路线之事被委员们知晓之后，不少同志皆是义愤填膺，贺老总更是在会议上拍了桌子，说苏联这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根本就没有把中国当成一个独立、平等的国家看待。

　　但也不是每个人的观点都相同，饶同志就觉得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因此在处理上，还是要以中苏关系为先，不能影响这个大局，高同志赞同了饶的观点，还有几位同志也认为中苏关系的大局重要。

　　面对不同观点，主席在会议做出发言，他说道：“中苏关系重不要重要？当然很重要，苏联正对我国进行全面援助，是我国工业化建设的支撑，中苏关系的大局将直接影响到这项事业的建设。”

　　“那么赫鲁晓夫的这番言论，我们要不要回应？我看是要给予回应的，而且立场要坚定！这些年，我们一直讲独立自主，可是面对别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却不发一言，独立自主岂不成了空话！？”

　　“有同志认为中苏关系是大局，不能破坏这个大局，我不这样看。中苏关系的大局要维护，但是若这个大局，是以牺牲国家的独立、尊严为代价，还要对苏联俯首听命，接受苏联的指令，那么这样的大局，我看不要也罢。”

　　主席的观点已经明确了，一向除经济工作外很少发言的陈芸，立即说道：“赫鲁晓夫的这番发言，深刻的揭露出了苏联的霸道无理，中国的农业路线，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都无理由来指责，新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不是苏联的仆从。”

　　主席赞同道：“陈芸同志讲得好。自苏联对我国展开援助以来，我国内部形成了一个风气，那就是事事听从苏联人的，苏联人讲的话成了金科玉律，不容挑战。为什么会是这样？那就是所谓的中苏关系大局。我看今天的中国，不是在走独立自主路线，而是在走苏化道路。”

　　“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正在苏联化，散失了中国自己的国家特点，民族特征。此前，中央就提出要‘去苏化’就是这个原因，否则继续这样下去，中国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的走上独立自主的路线，就永远要接受苏联的指令，最后变成苏联的仆从。这种情况，我坚决反对！”

　　总理说道：“去苏化的工作开展了几个月，效果还是有一些，但整体依旧不大，原因便是现在苏联的专家、顾问之类的在中国太多了，可以说从上到下、方方面面仍旧在接受苏联的指导，现在已经到了赫鲁晓夫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话都说到了这里，高冈也清楚了主席的态度，因此连忙纠正的观点，说道：“在这件事情上，我此前的看法是有些不足的，我赞同就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指责中国农业集体化路线的问题给予反击。”

　　主席则是纠正道：“反驳要，反击倒大可不必，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赫鲁晓夫没有点名中国，那么我们也要不点名反驳，如果他公开点名中国，那么我们就公开点名苏联，不把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歪风邪气压下去，将来人家再来指责，中国的事情还要不要做了。”

　　政治局常务会议开完，第二日一早，中宣部陆部长就拟好了一份反驳文章，交给主席批示，主席对文章进行了大量修改，将其中言论过激或者反驳过头的部分全部删除，只保留下了，向苏联传达中国态度的部分，而批评的部分则较少。

　　2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坚定新中国农业集体化路线》，文章中对赫鲁晓夫言论进行了反驳。

　　文章中写道：‘中国基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农业集体化路线，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进行指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路线，纯属中国内政。中国不接受这种指责，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文章一出，让国内不了解内情的人，看得是一头雾水，人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到消息慢慢传开，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赫鲁晓夫不点名指责了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路线，而这篇文章就是对其言论的回应。

　　克里姆林宫里，赫鲁晓夫看到了人民日报上传回的译文，不由勃然大怒，他立即召见了朱老总，并当面质问道：“中国的这篇文章是什么意思？”

　　所有情况老总都是知晓的，但他还是打起了太极，说道：“总书记同志，您想要什么意思？”

　　赫鲁晓夫手指猛戳着手中的文章译文，生气道：“中国为什么要放弃苏联农业集体化路线，而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还是说你们不需要与苏联保持一致了？”

　　如此撕下脸面，直接揭穿的行径，倒是符合赫鲁晓夫的风格，或者说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或者说，斯拉夫人的性格如此，向来直来直去。

　　既然如此，那老总也就不打哑谜了，他回道：“中国的党与苏联的党，在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上，从来都是一致的。”

　　“但是你们搞的农业集体化路线，就与苏联不一致，你们所说的一致体现在哪里？”赫鲁晓夫责问了起来。

　　老总回道：“中苏两党的理想是一致的，但中国有自身国情，而根据这种国情，制订出相应的政策，包括农业集体化政策，并不会因此妨碍中苏两党在共同信仰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目标上的一致性。”

　　这话听起来有点绕，但其实读完一遍，就并不难理解，只是赫鲁晓夫猛然间，还真没有听出其中的区别。原因还是那个原因，苏联党国不分，在他们的意识中，党就是国家，党的行为，就是国家的行为，这种认知几乎充斥着苏联的上上下下，也从来没人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

　　而在如今中国的理解中则是不同的，老总表述得其实已经很明白了，中共和苏共同信仰、同理想，所以在方面当然是一致的，但是两国采取什么的政策，那是国家的事，是政府的政策，言下之意，其实也是在提醒苏联，请他们把二者区分清楚。

　　显然，赫鲁晓夫依旧没有分清，或者说没有真正理解老总表达出的意思，他说道：“你们的党，制订出了完全区别于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你所说的一致性体现在哪里？”

　　老总一点也不生气，他淡然的说道：“总书记同志，我党认为，党对国家的发展具有指导和领导作用，但是中国的党，不能代替国家，人民代表大会才是中国最高决策机关。”

　　赫鲁晓夫愣了一下，他觉得中国的朱同志，不是在讲废话么，这个道理在坐的谁不知道，然而一旁的米高扬却是听出了弦外之间，作为一个老政治家，他的智慧和对政治的理解，确实要比赫鲁晓夫高得多。

　　因此，米高扬立即转头向赫鲁晓夫进行了提醒：“领袖同志，朱同志的意思是，中国的党与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并行关系。党指导和领导国家，但不能完全代替国家，而国家最终政策的制订与决策，由政府完成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决策通过。”

　　赫鲁晓夫咂了咂嘴，看向米高扬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这有什么区别吗？党领导国家，制订政治路线，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决策通过后实行，难道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这样做的？”

　　米高扬眉头微微一蹙，陷入了思索之中，他发现朱老总的话中透露着很多玄机，只是仓促之间，他一时也没能完全想明白，于是便看向朱老总说道：“副主席同志，您能详细讲讲，中国对于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看法吗？”

　　朱老总微微一笑说道：“我党认为，党对国家进行政治指导和领导；党负责制订国家政治战略路线、政策，并对政府实施领导。党领导政府，但是不干涉政府日常事务，这一工作由国务院负责。”

　　“因此。”朱老总解释道：“中国的党主要进行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但是不会取代政府的职能，政府工作依旧由政府负责，而党的工作就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