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02节

　　“不错，你看问题还是很准的嘛。”主席满意的点起了头来，接着讲道：“集体农庄在苏联工业建设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工业化完成之后，或者说二战结束之后，它的这个政策就应当要调整了。”

　　主席说道：“计划经济体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类似一种战时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不符合正常社会形态下经济学客观规律的；集体农庄更是一种理想社会，它同样忽略了人在经济学规律下的客观因素；所以这两套制度在苏联的运行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

　　高冈张了张嘴，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可以说把他三观都颠覆了，而主席则是继续讲道：

　　“这些问题，你来中央前，书记处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我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搞两个阶段也是无奈之举，中国现在还不能直接换一条同苏联不同的路线。如果那样做，苏联就会认为我们是在搞‘修正’，也就不愿意帮助中国了。”

　　高冈双眼瞪得大大的问道：“中央，中央书记们都知道这些吗？”

　　主席肯定的点了点头，见此高冈便又问道：“那我国未来要怎么走？”

　　主席说道：“先把一五计划搞完，看看情况如何，如果搞得好，一五计划后就会有所调整，如果搞得不是很理想，那么二五计划后再作调整，到时你看着就是了。”

　　高冈似乎明白了这来，他颇似感悟的说道：“我国现在推行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和农业互助合作，其模式和苏联的集体农庄确实是不同的，原来是这样啊。”

　　中国现下的农业互助合作由政府推动，但是并不强制要求必须一体出工进行农业劳动，而是以不足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条件共享，比如某家没耕畜，有的人家就要进行互助，谁家劳力少，大家就一起去帮助耕作，而且互助也并没有立时全国推开，当前只在几个省进行局部实验。

　　农村的集体体制包括经济体制，也并非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土地归于集体，但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使用权，也就是依旧保持着土改后的分田到户，但对土地重新兼并问题，进行了强力的约束，现下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以说是空前的。

　　全国粮食确实开始了统购统销，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只准卖给国家，但是农民的收益是得到了保障的。

　　而且国家为了防止出现苏联的‘强征’和新中国后来发生的‘过头粮’问题，中央提前就在统购统销政策中进行了规定：‘有余粮的地区，各级政府可以做工作让农民把多余粮食卖给国家，但不得强征农民粮食。’

　　国家出台这个政策，就是为了防止‘过头粮’征收。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农民家中如果有存粮，他自然会卖，毕竟留到来年也没用；没有余粮，强行征收最终只会造成社会动荡，比如浙江地区就曾经因为征粮过头，出现了成规模的农民‘骚动’事件。

　　另外，这一政策能够落地，还有一些更关键的因素，国内青霉素、维C、石油、可乐、西地那非等的成功开发和开采，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外汇，还能向国外赚取大笔外汇。

　　全国每年极限向外最多能卖出八百万吨粮食，152年国际市场价每吨120美元，约9.6亿美元，而现在外汇增长了，就算少征收一两百万吨，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所以没必要再像苏联那样强行搞‘余粮征集制’。

　　就说维C价格吧，当下每公斤约780美元，而新中国掌握了全球独一份的大规模制备方法，价格被打到了660美元每公斤。1952年全年，中国出口维C共12吨，即792万美元，相当于6.6万吨大米。

　　而这一产量在1953年上半年就翻了近四番，达到47吨，但依旧供不应求，因为维C本身就是一种原料药。北京和华北的制药厂还在扩充产能，计划1953年全年生产100吨，1954年150吨，价格还会进一步降低，但外汇仍将达到八千万美元。

　　现下国际粮价还在下跌，从1952年的120美元/吨，降到年底100美元/吨，截止1953年5月，国际大米价格又降到了95美元/吨，即约90万吨粮食，卖粮食根本不划算。

　　言归正传，主席非常认可高冈的工作能力，但该有敲打还是做的，因此主席很明确的告诉他，计委的工作要在国务院之下进行，而中财委虽不属于国务院，但中财委的工作还是要以陈芸为主，无论是计委还是中财委他都只负责统筹，等于把他的权力都进行了明确限制。

　　曾经计委设有主席，而为了避免计委与国务院争权，所以1953年4月国务院成立后，计委就设在了国务院之下，并且主席职务也改成了主任，高冈是以副主席的身份兼任了这一职务。

　　这样的设置，本身就是在分权，是为了避免国务院一家独大，至于高冈的职务安排，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他早在49年就已经是副主席，不可能调到中央后，还降职变成副总理，这是没道理的。

　　只能说，国朝初立，功勋太多，不安排不行，安排得太低也不行，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几乎是无解的，如果始终一团和气，那就只能让时间来解决，但好在总理与高冈之间也没有谁向谁负责一说，都负责各自的工作。

　　主席苦口婆心的劝告，究竟会取得怎样的效果也不提，数日之后，国务院召开了会议，讨论《关于私营企业成立工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政策存在的问题，最终确定将该《通知》及‘工管会’及所行的通知要求一体废除。

　　对此，高冈没有发表任何反对议建。

　　时下国家的运作是高效的，会议结束第二日，人民日报就刊载了‘废除’公告，文章只讲述了工管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至于具体的废除原因，则是没有给予一个公开的解释。

　　没过两日，主席的《论中国民族关系》一文在人民日报头版进行了会开刊发，文章一出，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关于民族关系的话题，一时间成为了全国热议话题。

　　特别是在文化界，许多人都认为主席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坦荡的把问题讲了出来，也为新中国未来的民族理论指明了方向。

　　‘主体民族’这个词随之在中国流行了起来，而‘汉服’一词也随着主席在文章中的使用，一时间传遍了全国。文化界、史学界开始了一场热烈的‘汉服’研究活动。更有学者激动的声称要‘正三百衣冠’。

　　这场热烈文化讨论的活动中，最为耀眼的人物还属北师大校长陈垣。这一日，他把压在箱底二十多年的那件旧‘汉服’翻了出来，而后穿到了身上，走进了校园里。

　　他对围观的学生们大声疾呼：“同学们，这就是我们汉族人的传统服饰！三百年前，满洲八旗举起屠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毁了我们的衣冠，致使神州陆沉，三百年国耻。今天我穿出来，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穿的不是满洲的马褂，也不是民国的旗袍，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衣服的！”

　　校教导主任拿来了相机，把这一瞬间定格了下来，而陈垣并不知道，他的这一举动，让他成为了新中国‘汉服’复兴第一人。

　　陈校长甚至没有想到，他这一声吼传出之后，迅速在文化界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发酵，致使一场关于‘中国人穿什么衣服’的话题，成为了知识界热议的话题。

　　马褂那是满清封建反动的旧象征；而旗袍则成为了民国反动的旧象征，知识界就有人主张：必须要把这些旧的反动的全部清除掉，恢复中国主体民族本来的样貌。

　　过去最爱穿长袍马褂的梁思成，换上了中山装，他也表示得非常激烈，他把脱下的长袍往沙发上一扔，指着衣服对妻子说：‘这是满清杀我祖先，强加给我们的衣服，从今以后，我要正衣冠，把这些衣服统统扔掉！’

　　梁漱溟、熊十力新儒学派，反应也同样激烈，他们几乎和梁思成做出了同样的举动，不知不觉间，马褂在文化界消失一空，就连那些说相声的，也在这场文化热议中，把满清长袍给脱了，换上了中山装，还有人正在试制汉服，说从此以后要穿汉服讲相声。

　　至于旗袍，自从张艾玲旗袍事件发生之后，文化界的女同志们早就不穿了，现在更是已经成为了‘民国资产阶级反动标致’，有点脑子的人更不会再穿了。

　　全国如此热议汉服，姜青作为文化界一员，她对于恢复汉服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她拉起王观美一起，说要搞一件代替旗袍的汉服装，作为新中国解放女性的新衣服，于是二人向历史学界收集资料，开始了‘新汉服’的制作历程。

第132章 改革与试点

　　6月15日，随着报纸上刊载：废除‘《关于在私营企业中成立工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及其规定要求’一文的发表，‘工管会’制度正式成为了历史。这一制度从开始到结束，一共历时58天，也由此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施行最短的‘政策制度’。

　　为平息‘通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信心打击，文章中指出：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是新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纲领中也从未指出，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

　　新中国的任务，是把国家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这一‘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为新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建设服务。

　　‘工人管理委员会’不仅与‘工会’在制度上有重复，而且也不符合政府‘过渡时期总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改造方针要求；它不仅不利于国家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对社会公平产生反面作用，基于上述原因，国务院决策‘予以废除’。

　　“妈，妈，你快看今天今的报纸，‘工管会’被国家废除了！”北京福泰新老板朱萍初的长子朱嘉良激动的拿着报纸找到了他的母亲沈新兰。

　　福泰新自朱萍初死后，商店已经闭门歇业，而后店的工厂也停了，沈新兰更是因为丈夫自杀，精神受到了重创，整日以泪洗面、神情憔悴，他看到儿子激动的拿着报纸要自己看，可她根本提不起兴趣。

　　朱嘉良把报纸读了一遍，沈新兰这才回过神来，她接过报纸目光定定的看了起来，究竟有没有看进去谁也不知道，而就在这时，媳妇快步走了进来，向丈夫说道：“市政府派了干部过来，就要向我们宣布国家的新规定，让我们过去，现在就在前厅。”

　　沈新兰把报纸仔细的叠好，放到了神主牌的供案上，眼泪哗哗的流了起来，哭道：“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啊，你好好看看，现在政策被废除了！”

　　一家人来到前厅时，市里来的干部再蹙着眉头打量着商店里的货品，只到他们来到来，干部收回了目光，对他们说道：“我这次来是代表政府向你们正式通知，福泰新的工管会取消了，从前怎么经营，以后还怎么经营。”

　　“谢谢政府。”沈新兰向干部躬了一身。

　　干部立马抬手示意：“不必感谢。市政府了解到了你们的情况，因此政府决定，今年福泰新的税收给予恰当优免，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恢复经营。”

　　朱嘉良问道：“以后，我们能自己管了？”

　　干部认真的点头答道：“是的，全国的工管会都已明令取消，政府不会干涉你们的经营，以后福泰新，包括福泰新在全国的分店全部由你们自己管理，但除今年外，以后的税收还是要正常缴纳。”

　　“妈，你看，我没有说错吧，工管会真的废除了。”朱嘉良喜上眉梢的说道，而后又看向干部，感谢道：“谢谢政府关怀，我们明天就开店。”

　　干部暗自在心中松了一口气，但还是提醒道：“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先不要着急，可以多等一等，事情也许会有变化的。”随之叹息一声：“朱老板为人，街坊四邻都是知道的，望你们节哀。”

　　最后这句话算是凭吊之言了，因此朱氏三人立即答礼，而干部见工作已经完成，也没有多作停留便离开了。

　　当日，工管会的牌子就被取了下来。第二日，福泰新的新任老板朱嘉良，用竹杆挑起一串长长的鞭炮炸得噼啪作响，福泰新正式恢复了营业。而随着新闻的传播，北京的私营工厂陆续都在重新开张，不过这一过程并没有那么快，整整持续了两个月，才彻底稳定了下来。

　　时过境迁，一切看似恢复如初。

　　但回不去的也有，那就是之前因为‘工管会’成立过程之中，一些工人对老板大肆批判，甚至绑了‘东家’游街，导致部分冒头的工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加剧，而随着‘工管会’成为历史，大多工人又站到了老板一边，纷纷指责带头之人，最终导致许多领头的被迫‘辞工’。

　　‘工管会’废除进行的第四日，全国财经会议召开，国家第一轮税收改革开始了，它与曾经1953年的税收修正有所不同。关于国有、私营‘公平纳收’的问题，确实是在进行修正，国企和公私合营企业，依旧享受内部免税和优待，但个体和私营的税收，则重新进行了厘定。

　　因为个体和私营经济得到保留，因此针对它们的‘商品流通税’没有再实行，而是改成了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关税及地方税种征收；但同时国有和公私合营企业，又因为需要扶持的原因，因而对其仍旧施行‘商品流通税’。

　　从这次税收改革的实际政策看，国家其实是实行了两套税收机制，即：针对个体和私营的多种类税收，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针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一次性税收。

　　之所以实际两套机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将会占据国家生产的大头。

　　这些生产包括：各类生产资料、原料；各种由国家控制并生产的产品或商品，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的基础生产，比如钢材、煤碳、石油、电力、机床、机电设备、橡胶等产品以及农产品的粮食、棉花、食用油、糖等统购统销农产品。

　　计划经济特点，就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而这些基础原料和产品的生产，又是国家各种商品生产基础，如果采用市场化那一套，直接征收各种税，那么结果就只有一个：工商业品、农产品物价瞬间爆涨，最终导致市场虚假通胀。

　　中央研究了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通胀历史，比如1949到1979年的隐性通胀，造成这一情形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导致工业发展起来了，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却严重不足。

　　表面看国家采取计划指令，可以控制和调节一切市场，不存在通胀，但实际却导致了工商品生产与市场实际需求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匹配矛盾；而国家又用计划，强行抹平了这种矛盾，因而看似这种矛盾不存在，但隐性通胀始终存在。

　　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内部流通采取的是免税或低税，这保证了基础材料或工业品生产所需，但也使得国家税收减少，而随着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长，出现了生产过多，消费过少的情形，国家又不得不减少生产来平衡，这又与企业发展、社会就业产生矛盾。

　　计划体制保证了国家工业的建设所需，使得新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了工业国，它的价值无与伦比，而体制本身的不足，又给国家带来了许多问题。

　　现下，国家依旧在整体上采用‘计划经济体制’，而为了克服其所存在的问题，国家实则对苏联模式实行了大幅修订，或可称为‘新计划经济体制’。

　　这套‘体制’与苏联在许多方面都不同，比如苏联强调高度集中式的计划，而中国的‘新体制’，它强调基础生产的整体控制，同时允许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

　　国家对涉及工业、经济和民生的重大方面，进行一力控制，而对于一般生产则相对开放，允许集体、个人从国有企业采购进行生产。

　　国家通过控制重要资源，来维系社会基础供需，而在社会的整体供需上面，国家则没有苏联那样的强力控制，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都能进行社会一般工商业品的生产，它们也同时面对市场，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一般国营工厂与私营工厂实则在接下来，将会形成竞争关系。

　　国营厂能生产搪瓷缸，私营厂能生产；国营厂能生产胶鞋；私营厂也能生产；国营纺织厂能织布，私营纺织厂还是能生产。

　　不同之处在于，这些生产的原料由国家控制，其在分配比例上，私营工厂相对较少，而在价格方面，由于国营厂税收要低，私营厂在经营上，显然同一产品的价格就要高不少。

　　就政策方面而言，确实都对私营发展不利，但不要轻视资本家想赚钱的能力，哪怕他们从国营厂采购的生产原料要比国营厂贵，但他们可以用扩大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并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来抢占市场。

　　所以也许几年之后，随着私营工厂的利润积累，他们可能比国营工厂的发展更加迅速，甚至比国营工厂抢占到更多的市场，到那时基础工业品生产的国营工厂就将迎来冲击，要么和私营工厂一样，提高生产效率并不断的创新技术和产品，被倒逼着改革，要么就死路一条。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比如同样生产布料，国营工厂就生产那几种花色，但是私营工厂则可以根据市场动态随时调整，它可以快速生产百姓需求的花色并迅速的占领市场。

　　基于国家现有的新体制，未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百姓都会有一定节余，消费能力上涨是必然，而百姓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许多产品国家根本不可能全部算清楚，也不可能及时的完成生产调整，那么这部分，就是私营企业发展的最大空间。

　　因而，在未来计划体制与个体和私营经营催生的市场体制之间，必然会产生巨大矛盾，这几乎是一定会出现的，谁也阻挡不了，而这种情况出现的早晚，其与个体和私营发展的快慢有关，它们发展得越快，矛盾就来得越快。

　　这一矛盾的体现，主要是在生产资源分配方面，由于当前计划体制，国家控制了一切原材料的分配，根据现有规定，国家在分配上，优先保障国家企业生产，私营是被压制的一方，但未来私营所贡献的税收，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和私营帮助国家稳定了生产供需，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到时若要把个体和私营全部干掉，几乎是不可能，那会摧毁整个国家的经济，而这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比如其税收占据国家的三成甚至四成以上时，国家不调整也不行了。

　　曾经新中国‘三大改造’完成后，国有经济占32%、合作社经济占53%，公私合营和个体经济各占7%，这让国家一度高兴不已；然而，这种经济模式，高度集中有余，分配模式却严重不合理，导致了国家发展动力不足。

　　现在进行了调整，个体和私营经济，限制性的商品市场经济，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运而生，并不断的发展壮大，百姓手中有了钱，对于工商业品的需求也会更大，而国有生产和反应速度就会不足，社会供需一旦短缺，支持个体和私营发展就必然会发生。

　　因此，到时候，就算国家如何不愿意，现有的生产原料分配体系也必然要进行调整，除非国家无视曾经的发展历史和经济学规律，否则这样的事就一定会发生。

　　现阶段，国家需要建立公有制基础，公有制为主导，因此一力偏向国有企业，但若国家花了这么大力气，给了国有企业这么多优惠待遇，他们还是发展不起来，还是竞争不过私营企业，那么国家同样会被倒逼着进行全国性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也是一定会发生的。

　　截止1953年，全国2人以上私营工厂（大量为个体户作坊）共计260余万户，5月份公私合营开始，一个月就合营了数十万家工厂，这些工厂大部分被合并建立起国营工厂，原本的个体户成为国有工人。

　　这些工厂的生产原料由国家低价提供，生产设备由地方和国家出资扶持，而生产的产品则通过国家调配或包销，而这中间的流通都是免税的，所以接下来一个时期内，国有工厂必然获得大发展，甚至会成为国家支柱。

　　并且在销售方面，由供应批发公司提供给国营商店的价格也比给个体户或个体批发商户要便宜，后两者的商品价格，国家也进行了规定，其总的利润被控制在10%以内，也即某件产品，供销批发价为一块钱，那么个体户和商户最多只能卖1.1元，利润是非常薄的。

　　但是，‘自由市场’的大门一旦打开，市场经济就会像洪水一样扑面而来，它是阻挡不住的，也就是说，现阶段国有企业发展得越快越大，个体和私营也同时跟着发展壮大，只到最终后者超过前者，开始引领甚至主导基础工商业品的民用市场。

　　比如说，20根一包的缝衣针，市场价5分，个体商们最多只能卖5分5厘，但是这架不住他们销售模式和销售量的巨增。

　　这就像八十到九十年代时期，一个背包客，背着一包缝衣针跑去西藏，一趟下来就赚好几百块，这还不包括他们销售的其他商品，也不包括那些供销种类不足或偏远的地区，那里的交易甚至有时候不是以货币进行的，而是物物交换。

　　一只中号搪瓷茶缸价值2元，商人送到偏远地区，换一些百姓不要的‘破铜滥铁’，而将其拿到内地城市，其中的一些东西具有文物价值，身价爆涨几十，甚至几百倍，这种情况根本无法杜绝，商人赚钱的手段太多了。

　　无论是个体还是私营，只要国家不强力控制，放手让他们经营，那么他们就会如野草一般疯狂生长，他们在带动国营企业销售的同时，其财富也在不断积累，只到形成量变，这个过程甚至不用太久，五年或者十年，就会呈现出显著变化，甚至是一种趋势。

　　这一点从新中国往年数据就可以看得出来，新中国刚建立时，GDP为372亿元，到1952年时,GDP就达到了720亿（历史同期680亿）；时间来到1953年，国家发展更为迅猛，第一季度上报的全国总值是234亿，第二季度数据还没出事，中财委的预估是250亿左右。

　　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保持，也即到1953年底时，全国生产总值将有900亿，达到1955年的水平。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速，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朝鲜战争迅速结束了，使得国家开支大量节约并投入到全国建设中；二是社会生产已经全面恢复，居民消费能力也起来了。

　　曾经，三大改造消灭了个体和私营经济，而如今这些都得到了保留并支持其发展，因此可以预见，等到一五计划结束之时，新中国经济建设，将会迎来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只要不是政策突然转向，谁也阻挡不了这种趋势。

　　……

　　最近一个月来，河北省长治专区都无比的热闹，作为全国首批进行集体体制试点地区，整个专区经过近一个月的动员与准备，村集体体制正式开始试行了。

　　专区下属的五堤区谢庄村，今天就非常的热闹，一大早村民们就被发动了起来，各家选举代表各自带着板凳来到了村委。

　　谢庄村委大门口，掌声雷动，村委主任谢自民脸上满脸喜悦的抬手按了按，待到掌声平息，他向村民们讲道：“各位，从今天开始，我们谢庄村委就正式改为‘谢庄大队’了。”

　　他回过身抬手示向一侧挂着的‘黑字白底’牌，一字一顿的读道：“谢庄村生产大队党支部，也就是说以后这里不叫村委会了，而叫村党支部。”